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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和我在小学都升了级——
应当得到的假期把阿姆泽尔和他的朋友带回维斯瓦河河口。当阿姆泽尔用虚线画渔船和渔网时，渔民们都在一旁观看。埃迪阿姆泽尔为渡轮画画时，轮渡工却看不起他。他在另一侧的马特恩家做客，同磨坊主马特恩预言未来，从各个方面给马特恩家的四翼风车画速写。就是同乡村教师在一起，埃迪阿姆泽尔也试图闲扯一会儿。不过，这位乡村教师得硬把他的学生打发走。这是为什么？同样，希温霍尔斯特的乡村美景可能也会唐突无礼地拒绝埃迪阿姆泽尔，因为他想画它那景象——有风的海滨和在风中的海滨头发飘舞、衣服飘荡的情景。尽管如此，阿姆泽尔还是画了满满一夹子画。他带着胀鼓鼓的绘画夹子乘车回到城里。虽然他答应他母亲学点正经东西——成为技术大学的工程师——可是他目前却在普富勒教授家进进出出，而且同应当成为国民经济学家但却比弗兰茨或者卡尔莫尔1更有叛逆精神的瓦尔特马特恩一样，下不了决心开始上大学——
1这两兄弟是席勒剧本强盗的主人公。哥哥卡尔为绿林好汉，弟弟弗兰茨为阴谋家。
这时，来了一封电报，他母亲把他召回希温霍尔斯特，回到他那垂危病人的病榻前。死亡原因据说是糖尿病。埃迪阿姆泽尔按照他母亲死后的面容，先画了一幅钢笔画，然后画了一幅红色的软铅笔画。据说，在博恩萨克下葬时他哭了。坟墓四周没有几个人。这是为什么？在埋葬了母亲之后，阿姆泽尔开始解散这个寡妇家庭。他卖掉一切东西，卖掉房子，卖掉经营渔轮、艇外推进机、拖网、熏鱼设备、滑轮组、工具箱和发出各种气味的百货商店。最后，埃迪阿姆泽尔竟被视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存在但泽市农业银行，这笔财产不声不响地生了好几年利息，钱也就不少了。
阿姆泽尔只从希温霍尔斯特带走了少量耐用物品。两本相册，几乎没有信件，他父亲的战争勋章——他父亲作为预备役少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家庭用圣经，一本乡村小学学生时代画满画的练习本，一些关于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将军们的旧书，以及奥托魏宁格的性与性格，同埃迪阿姆泽尔一道，乘着河中小岛轻便铁路的火车离开了那里。
这部典范著作对于他父亲非常重要。魏宁格试图在长长的十二章中否认女人有灵魂，以便在第十三章里，在论犹太教的标题下，断定犹太人是阴性种族，所以也就没有灵魂，犹太人只有放弃犹太教，才有可能指望摆脱犹太教。埃迪阿姆泽尔的父亲用红铅笔在容易记住的句子下面画了一道线，多次在边上写了“很对”的字样。预备役少尉阿尔布雷希特阿姆泽尔觉得第四八页上写得非常正确：“犹太人像女人一样，老喜欢一个靠一个地呆在一起，但他们却互不来往”在第四一三页，他打了三个惊叹号：“拉皮条的男人往往都信奉犹太教”在一句话的末尾，他在下面画了几道线。在第四百三十四页，他写上了“上帝保佑”以及“对于真正的犹太人来说，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东西是：直接存在、君权神授、椴树、喇叭、西格弗里德动机1、他自身的创造和‘我就是’这个词”——
1西格弗里德是德国古代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在尼伯龙根之四中有详细描述。
父亲用红铅笔画上线而特别强调的两个地方，对于儿子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规范的著作中谈到，犹太人不唱歌，不从事体育活动。阿尔布雷希特阿姆泽尔为了至少能驳倒这些命题，在博恩萨克组织了一个体操协会，在唱诗班里当一名男中音歌手。在音乐方面，埃迪阿姆泽尔练习弹生气勃勃、轻松愉快的钢琴，让他的童声高音区——这个高音区在中学毕业考试之后也不愿离开这个脑袋瓜儿——在莫扎特的弥撒曲中和小咏叹调中啁啾宛转；而在体育方面，他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拳球比赛中。
他好多年都是学校规定的棒球比赛的牺牲者，却心甘情愿地迅速穿上“青年普鲁士”体操协会的铬绿色体操裤，而且动员他的朋友——那位迄今为止在但泽曲棍球俱乐部打曲棍球的人参加“青年普鲁士”瓦尔特马特恩在取得协会主席同意，答应每周至少两次在下城运动场上为他的曲棍球俱乐部效力之后，才能把手球和田径运动登记人册，因为只是打这种舒舒服服的拳球比赛也许无法使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得到满足。
图拉和我都知道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
这是一个位于市立医院和海利根布隆盲人学校之间的训练场。那里有正规的草坪，但木板搭成的看台和更衣室已经陈旧，风从看台和更衣室的裂缝中钻进来。大运动场和旁边的两个小场地有手球、棒球和拳球运动员光顾。在火葬场附近的豪华的阿尔贝特一福斯特尔运动场建成之前，海因里希一埃勒尔斯运动场用来举办学生运动会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有时候足球运动员和田径运动员也到这儿来。
因为瓦尔特马特恩在去年中学生推铅球比赛和三千米长跑中获得了优胜，而且从此以后在运动员中享有体坛新秀的称号，所以能够为埃迪阿姆泽尔弄到入会许可，并使他成为“青年普鲁士”的成员。刚开始，他们只雇用他当巡边员。运动场管理员递给阿姆泽尔一把扫帚，更衣室必须清扫得无懈可击。此外，他还得给球涂上油，在手球场上用白垩撒上罚球区的标记。只是在瓦尔特马特恩提出抗议时，埃迪阿姆泽尔才成了一支拳球队的中锋。霍斯特普勒茨和西吉莱万德是后卫。维利多贝克是左前锋。瓦尔特马特恩成了一个很快就令人望而生畏的、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球队的“绳前击球手”因为埃迪阿姆泽尔在指挥，他是整个球队的心脏和中心，是一个天生的设计师。凡是霍斯特普勒茨和西吉莱万德在后场接到并传到中场的球，他都用临危不乱的下臂按照规定传给“绳子”马特恩这位重磅击球手和“绳前击球手”就站在那儿。他从空中接过球，却很少扣球，更多的是放弃击球。当阿姆泽尔懂得接过这些用狡猾手段放弃的球并把它们变成名正言顺的发球时，马特恩便把毫无危险、慢慢悠悠的球变成了势不可挡的积分球。因为如果一个球在发球时不能造成威胁，那它就会完全像发球时那样，以同样的角度弹回来，因此它也就是可以预计到的。可是，马特恩的球打的是下面三分之一，它一经发出，便会往后旋转，再弹回来。阿姆泽尔的特殊击球是一种看似简单但却是极其准确的前臂击球。他打出一些故弄玄虚的球。他躺着用反手击球，救起对手想用来制服他的重力击球。他立即就会认出直线球，用小拇指边一敲，或者亮出王牌，用快捷的正手一击赢得胜利。他常常使本队后卫弄糟的球化险为夷，跟魏宁格的论断相反，他是一个虽然被人讥笑但却是被人带着敬意讥笑的、非雅利安人种的拳球手，是“青年普鲁士”的运动员。
图拉和我都是证人——
阿姆泽尔得以减肥几磅，我们可以作证。能察觉到这次减肥的，除了我们，就只有当时十岁的胖丫头燕妮布鲁尼斯了。她像我们一样，发觉阿姆泽尔抖动的下巴变得结实，成了圆圆的下层结构。因为胸腔隆起来了，所以两个颤抖的乳头也就放弃他那小小的胸部，滑了下去，成了浅浮雕。不过，也可能阿姆泽尔一磅体重也没有减下来，只不过是他的脂肪分布得更均匀，通过体育锻炼发达起来的肌肉给以前无立足之地的脂肪层一个身强力壮的立足点罢了。他的躯干过去是个不成形的口袋，毛茸茸的，现在变得圆滚滚的，成了一个大圆桶。他的体形活像一个中国神仙或者所有拳球手的保护神。不，埃迪阿姆泽尔作为中锋，半磅体重也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两磅半。但是他却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使这种收益得到了净化。一个人能够指望的体重也是相对的。
不管怎样，阿姆泽尔玩弄他那一百九十八磅的身子一事——从外表看，有两百零三磅——很可能打动了参议教师布鲁尼斯，使他给娇滴滴的孩子燕妮同样开出了体育运动的良方。这位参议教师和那位钢琴教师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决定，每周送燕妮进三次芭蕾舞学校。在奥利瓦郊区有一条玫瑰巷，这条巷子从市场开始，弯弯曲曲地通向奥利瓦森林。那里有一个毕德迈耶尔式1别墅，在别墅沙黄色的灰泥上面，有一半被山楂树遮住，粘贴住了芭蕾舞学校的搪瓷牌子。把燕妮收进芭蕾舞学校就同接收阿姆泽尔进入“青年普鲁士”体操与体育协会一样，是通过说情办成的。因为费利克斯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多年来就是芭蕾舞学校的芭蕾舞钢琴家。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为扶把练习伴奏。从一位到五位所有的半蹲，都在细听他的慢板。他滋润着手臂的姿态。在轻快的踢腿时，他弹出示范性的速度，在支撑腿的踝骨上做小绷脚擦地这一动作时，他弹出使人全身淌汗的速度。此外，他的弹奏全是故事。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亲自看到过马里乌斯佩皮格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卡，看到过不幸的尼任斯基和不可思议的马辛，看到过范妮埃尔斯勒和巴尔巴里娜同时跳舞。没有人会怀疑，眼前见到的他就是一些历史性轰动事件的目击者。在毕德迈耶尔时代，当塔莉奥尼、格丽西、范妮塞里托和卢西勒格拉恩跳著名的大四人舞时，他一定在场，而且还撒了玫瑰花。当芭蕾舞葛蓓莉娅首次演出时，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弄到一个最高层楼座的位置。当然，芭蕾舞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能够按照钢琴改编谱在钢琴上反映出包括不幸的吉赛尔直到呵气而成的女气精在内的全部剧目。根据他的推荐，拉娜夫人开始把燕妮布鲁尼斯变成一个乌兰诺娃2——
11814～1848年德国的一种文化艺术流派，表现自呜得意的庸俗生活。
2乌兰诺娃（1910～1998），苏联第一位首席芭蕾舞女舞蹈家。
没有多久，埃迪阿姆泽尔便成了坚持不懈的观众，而且是从钢琴那里往外看。他带着一本速写拍纸簿，一支有创造力的软铅笔，以迅速的目光追随着扶把练习，当男孩和女孩——一部分是市立剧院儿童芭蕾舞团成员——能够进行扶把练习时，他立即就能将各种不同的姿势更加令人愉快地画到纸上。拉娜夫人往往需要阿姆泽尔的绘画技术，她借助速写来给她的学生说明一种符合规定的屈膝。
燕妮在芭蕾舞大厅里显现出一种一半是不幸、一半是滑稽的形象。虽然这个孩子非常勤奋，跟得上所有的综合项目——在跳布雷舞步时，她是怎样孜孜不倦地换着那双小脚啊；她那胖乎乎的小尚日芒同熟练的芭蕾舞迷的小尚日芒相比，显得多么动人啊；当拉娜夫人同儿童班一道练习小天鹅时，燕妮那种使灰尘和几百年时光都冰消瓦解、被严格的夫人称为天鹅湖目光的眼神是怎样在闪烁着微光啊——但是，在展现所有的芭蕾舞女演员的形象时，燕妮却像一头想要变成失重女气精的粉红色小猪。
为什么阿姆泽尔要一再利用燕妮不幸的阿拉贝斯克舞姿，利用燕妮扣人心弦的二位原地旋转画出速写来呢？因为他的铅笔并没有放过肥胖的特点，就揭示了燕妮那种在所有的脂肪之下闪烁着的、舞蹈般的线条。而拉挪夫人也证实，在脂肪之中就要升起一颗小核桃般大小的芭蕾新星。现在人们只需懂得，在越来越热的平底锅内熬板油，一直熬到一个符合跳芭蕾舞要求的瘦油渣在劈劈啪啪的火焰上能做著名的三十二个转身的弗韦泰时为止。
亲爱的图拉：
当埃迪阿姆泽尔成为燕妮的观众时，当阿姆泽尔在傍晚时分作为中锋帮助他那个拳球队获得胜利时，燕妮布鲁尼斯正在草坪梯地上观看。就连阿姆泽尔在练球时，也就是说，当他让轻巧的拳球在扁平的前臂上跳，可以念三串念珠祷告那么久时，燕妮都张着像扣眼那么大的嘴巴，惊得目瞪口呆。这两个人以他们总共三百二十磅的重量，组成尽管不是闻名全城但也在郊区很著名的一对。因为朗富尔郊区所有的居民对于燕妮和阿姆泽尔的了解，与他们熟悉那个带着儿童铁皮鼓的小家伙的程度完全一样。只不过所有人都叫做奥斯卡的那个侏儒，被视为不可救药的离群索居者。
我们大家——
图拉、我和图拉的两个哥哥，在运动场上遇到了阿姆泽尔、胖丫头燕妮和绳前击球手瓦尔特马特恩。还有另外一些九岁儿童也在那儿聚会。他们是：亨斯兴马图尔、霍尔斯特卡努特、格奥尔格齐姆、赫尔穆特莱万多夫斯基、海尼皮伦茨和雷万德兄弟。我们在同一个少年队中队。我们的中队长海尼瓦斯穆特顶住好几个体育协会的抗议，终于实现了我们可以在铺有炉渣的跑道上练习接力赛跑、穿着制服和便鞋在运动场的草坪上进行操练的想法。有一次，瓦尔特马特恩质问我们的中队长。两个人都冲着对方大吼大叫。海尼瓦斯穆特出示官方命令和运动场管理处的证件，然而公然以揍人相威胁的马特恩却终于达到了目的，以后再也不许我们穿着制服和便鞋踏进铺有炉渣的跑道和运动场的草坪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在约翰内斯草地进行操练，只是以个人的名义，穿着体操鞋光顾海因里希一埃勒尔斯运动场。因为是在午后，所以这时太阳已经倾斜。所有的运动场上都很热闹。发出各种声音的裁判员哨子在鸣笛开始或结束各式各样的运动队的比赛。运动场上射进了球，交换场地，踢了高球，用力发球。人们在传球，投球，钉住对方，迷惑对方，围住对方，重新布阵，带球绕过，带球越位，输球，赢球。碎炉渣跑进体操鞋里。在遐想中期待着答访比赛。火葬场的烟子显示着风向。人们在擦着球棒，给球涂油，测定斜面场地，填写表格，祝贺胜利者。屡屡放声大笑，经常大喊大叫，有时候也又哭又闹，运动场管理员的猫也老是气呼呼的，而每个人都听我图拉表妹的话。所有的人都怕瓦尔特马特恩。有些人偷偷地向埃迪阿姆泽尔扔小石子。很多人都绕道避开我们的哈拉斯。走在最后的人得把更衣室锁上，把钥匙交给运动场管理员。图拉从来不做这种事，我有时候做这件事。
有一次——
燕妮布鲁尼斯哭的时候，图拉和我都在场，因为当时有人用凸透镜在她的绿色新衣服上烧了一个洞。
据说，几年之后——图拉和我不在场——有几个在那儿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的中学生，把运动场管理员的猫放到一个正在打盹儿的同学脖子上。
另外有一次，燕妮、阿姆泽尔和马特恩都不在，因为燕妮要上芭蕾舞课，图拉给我们偷了两个棒球，而一个体操与击剑协会的小伙子却被怀疑有偷窃行为。
有一次拳球比赛之后，瓦尔特马特恩、埃迪阿姆泽尔和燕妮布鲁尼斯躺在小运动场旁边的梯形上堤上。这时，确实发生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看起来很好玩。
我们往旁边挪了几步躺下休息。图拉、哈拉斯和我都无法把目光从这群人身上挪开。正在落山的太阳从耶施肯塔尔森林那边不断地斜眼偷看运动场。在铺上炉渣的跑道边上，没有修剪的草投下长长的影子。我们没有考虑从火葬场烟囱里冒出来笔直上升的浓烟。有时候，埃迪阿姆泽尔的哈哈大笑声传到我们耳里。哈拉斯汪汪地叫了两下，我不得不把它的颈圈抓住。图拉在用双手拔草。她不听我的话。瓦尔特马特恩在那边扮演某个戏剧中的角色。据说，他在修话剧课。有一次，身穿白衣但衣服上可能有草迹的燕妮从那边向我们挥手。我小心翼翼地对她挥手，直挥到图拉把她那张有大鼻孔和门牙的脸转向我为止。蝴蝶们在忙忙碌碌。大自然在漫无目的地爬行，丸花蜂发出嗡嗡声没有，没有丸花蜂。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时分，我们分成几拨人坐在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上。在夏日的一个黄昏时分，最后几个队的比赛已经结束，跳远的沙坑正在平整。这时，我们先是听见然后又看到的东西是“策佩林伯爵号”飞艇。
我们知道，飞艇肯定会来。所有的报纸都已经宣布了这件事。最初是哈拉斯变得狂躁不安，后来我们还听到——图拉在前面——响声。虽然“策佩林”应当从西边来，而且越来越大。现在，它正突如其来地悬吊在奥利瓦森林上空。当然，刚好太阳正在西沉，因此“策佩林”不是银白色，而是玫瑰色。现在，当太阳落到卡尔斯山后面，而飞艇往公海的方向航行时，玫瑰色逐渐变成了银白色。所有的人都站着，手搭凉棚，把光遮住。从职业与家政学校传来合唱的歌声。姑娘们分成多声部，歌唱策佩林。一个小型吹奏乐队试图把类似霍恩弗里德贝格进行曲的东西，吹到“策佩林”的高度上去。马特恩极力把目光投向别处。他对“策佩林”有所不满。埃迪阿姆泽尔用那双粗短胳臂上的小手鼓掌欢呼。就连燕妮也在欢呼：“策佩林！策佩林！”像一个球似的蹦蹦跳跳。甚至就连图拉也张大鼻孔，恨不得把“策佩林”给吸住。哈拉斯所有的不安都集中在尾巴上。“策佩林”银光闪闪，就连喜鹊都想把它给偷走，当巴登魏尔进行曲在“策佩林”的高度追随霍恩弗里德贝格进行曲时，当职业学校的姑娘们没完没了地歌唱神圣的祖国时，当“策佩林”往赫拉半岛方向飘去，变得越来越小，然而却越来越亮时，从市立火葬场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我敢肯定——正在不断地笔直上升。不相信“策佩林”的马特恩正在暗中监视这股福音新教的浓烟。
我的图拉表妹——
平时她往往犯错或者同别人一道犯错，而在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上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时，她却毫无过错。瓦尔特马特恩干了一些事儿。对于他的行为，有三种说法：他不是在更衣室里散发传单，就是用襁糊往木头看台的长凳上贴传单，而且是在舍尔米尔九八队对体操与击剑协会队的手球比赛前不久，或者说是在所有的球场比赛和练球期间，他把传单偷偷地塞进年轻运动员和元老运动员挂着的上衣和裤子口袋里。据说在做这种事情时，运动场管理员在更衣室里把他当场拿获。至于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却无关紧要，因为现在不管是公开散发还是用襁糊张贴，或者偷偷塞进别人口袋，这些传单全都一样，是赤色的。
可是，因为最初由劳施宁、然后由格赖泽尔主持的但泽市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解散了共产党，一九三六年解散了社会民主党，而由施塔赫尼克博士任主席的中央党于一九三七年十月自行解散，所以，大学生瓦尔特马特恩散发传单的行动——他仍然没有上大学，而是在演戏——就被视为非法的了。
虽说如此，人们还是不想引起轰动。在运动场管理员住所——运动场管理员科施尼克在二十年代初就已享有田径运动员的称号——在体育运动优胜杯、运动员照片和加上了镜框的证书之间进行了短时间的谈判，瓦尔特马特恩被“青年普鲁士”除名。据说，在谈判过程中，埃迪阿姆泽尔带着责备的目光，仔细地观察一个标枪运动员的青铜塑像。有人也不讲任何理由，就迫不及待地劝阿姆泽尔退出体操协会。人们在把亲手书写的证书——这些证书将使最后一次比赛时阿姆泽尔拳球队的胜利永世长存——交给两个昔日的“青年普鲁士”成员带回家之后，便以运动员的方式握手告别。“青年普鲁土”的所有成员，还有运动场管理员，在打发埃迪阿姆泽尔和瓦尔特马特恩走时都说了一些小心谨慎的抱歉话，而且答应不向协会报告。
瓦尔特马特恩在曲棍球俱乐部里仍然是受人尊敬的成员，他甚至还报名参加了滑翔飞行员讲座。据说，在新出现的滨外沙洲上的卡尔山，他进行过多次十二分钟的飞行，从空中给泻湖拍照。只有埃迪阿姆泽尔停止了体育活动。他又操起了他的艺术，而我的表妹也在一旁协助。
图拉，你听：
有时候，也许大街上根本就没有安静下来，我却听见我的头发在生长。我没有听见手指甲在长，也没有听见脚趾甲在长，只听见头发在长。因为你有一次揪住我的头发，因为你把你的手在我头上放了一秒钟，但又是无限久——我们坐在木材仓库里，在你那些特别长的、像我的头发一样呈波浪形的刨花收藏品之间——因为你在后面，但总是藏在木材仓库里说：“这可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因为你认出了我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我的头发就闹独立了，它几乎不再属于我，而是属于你。我们的哈拉斯属于你。木材仓库属于你。所有的熬胶锅和拳曲漂亮的刨花都属于你。尽管我在为布劳克塞尔写作，但是我也属于你。
可是，图拉刚把手从我头发上抽回去，刚讲了一点有关我头发的事情，她就已经越过青的方形厚木板，在一些竖放着的胶合板之间穿行而过，到了外面，到了木工作坊院子里，而我，披着仍然带电的头发，在后面走得太慢，没法阻止她对钢琴教师和芭蕾钢琴家的谋害。
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走进院子。他直挺挺地走进来，向前弯下腰，想从工长那儿知道，圆锯和凿榫机准备什么时候安排一次比较长时间的休息，因为他这个昔日的钢琴演奏家和现在的芭蕾钢琴家打算非常轻声地练一会儿比较复杂的钢琴曲，一种所谓的柔板。一个星期有一两次，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请我们的工长或者我父亲帮个忙，他的请求每次都——尽管不是每次都立即——得到了满足。工长刚点完头，把拇指伸向圆锯，说他只还有两块厚木板要锯了；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那些啰啰嗦嗦的、看起来像圆锯一样危险的鞠躬之后，刚离开机器问，还没走到去院子门口的一半路程——我们刚巧从木板仓库爬出来——这时，我的图拉表妹就把我们的看家犬哈拉斯的链条解开了。
刚开始，哈拉斯得到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还没有任何特别的举动，因为平时如果解开它的链条，就会立即把它系在皮带上。可是后来，刚才还在怀疑、还斜着脑袋的哈拉斯突然四肢一纵，腾空而起，然后又落下地来。它忽地斜穿过院子，在丁香树丛前转过身来，伸长脖子，顶着一个锯木架，故意绕着呆若木鸡的钢琴家转来转去，不断发出汪汪声，毫无恶意地扑来扑去，两条后腿跳跳蹦蹦的。只是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要溜之大吉时，图拉从狗舍里——她手里一直拿着链条的弹簧扣——用她那刺激性的嘘嘘嘘声唆使我们的哈拉斯去咬人，哈拉斯这才跟在钢琴家后面，咬住了他的男式小礼服。在上钢琴课时，只穿一件天鹅绒短上衣的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当他要练会一支高难度的音乐会乐曲，或者给高傲的、就好像真的在场的听众演奏时，就要匆匆罩上一件音乐会上穿的小礼服。
小礼服被咬坏了，我父亲只好赔一件。除此之外，钢琴家没有发生任何令人痛苦的事情，因为工长和木工师傅能够把我们那只黑色的、拽住节日盛装的哈拉斯，把这只本来就一直在嬉戏的畜生拉回去。
图拉肯定要挨揍了。可是图拉溜了，没有受到惩罚。我为这件事挨了揍，因为我没有制止图拉，而是站在那里袖手旁观。我作为木工师傅的儿子责无旁贷。我父亲用一根椽子接我，直接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德雷森工长又劳他大驾光临——提出抗议时才住手。他用一把放在小礼服里袋内的、躲过了我们哈拉斯猛扑劫难的小毛刷，先是逆着毛发生长的方向刷他那艺术家蓬乱的长发——对于这种景象，哈拉斯只好发出猜猜声，忍受下去——然后像往常一样，再梳刷成狮子头发型。他这样做，是要让人们去思考，该受惩罚的是图拉或者这条狗。可是，图拉曾经站过的地方，现在只是一个窟窿，而我的父亲又是从来不接我们的哈拉斯的。
图拉，你听：
半个小时之后，圆锯安静下来了。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凿榫机和整流器也安静下来了。带锯不声不响。哈拉斯又被拴上链条，懒洋洋地躺在地上。电动刨低沉的隆隆声停止了。从费尔斯讷-伊姆布斯的音乐室里十分清晰地传来阵阵柔和的、异常缓慢的、时而庄严时而哀伤的琴声。这些琴声直挺挺地穿过木工作坊院子，爬上出租房屋的正面，在三层楼的高处往下坠落，然后再聚集拢来，又飘散开去。伊姆布斯在练那支难度很大的曲子，练那支所谓的柔板。这首曲子延续的时间有原来的三倍，为此，工长用黑色配电板上的把手关掉了所有的机器。
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图拉坐在木材仓库深处，在油毛毡屋顶下，长长的鬈发上沾满了锯末。她想听乐曲，可是乐曲并不萦绕在她的脑海里。钢琴家的音乐会演奏曲子引诱着我。我从丁香树小园围四周的篱笆上爬过去，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像玻璃一样的绿色光线是昏暗的音乐室内的光束。两只施展魔法的手和一个头发雪白但看起来仍然是绿色的脑袋罩在电灯光束里——正在着了魔法的钢琴键盘上弹奏的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连同乐谱，都罩在这种光束里。巨大的沙钟既默默无声，又勤奋努力。瓷器芭蕾舞女演员也把她那按照阿拉贝斯克舞姿水平伸长的瓷器腿伸进绿色光束之中。埃迪阿姆泽尔和燕妮布鲁尼斯身上像长了霉似的，坐在后面的沙发上。燕妮穿着一件柠檬黄的衣服。阿姆泽尔没有画画。两个听众往日那张健康的、像苹果一样有光泽的脸蒙上了一层病态的苍白。燕妮的手指把水下光线变成肉质的海藻，她把这十根香肠般的手指叉在一起。阿姆泽尔用两只手搭成一个平展展的篷，托着下巴。费尔斯讷多次津津有味地重复着某一段特别忧伤的快速经过句——曲中表现了呼唤、分离、远去，冲浪、云头、列队飞翔的鸟群、爱情迷魂汤、林中乐趣和夭亡——紧接着，在屋子里最后面的地方，在上了漆的小托架上，当金鱼在玻璃缸里抽搐时，他又一次演奏这首极其轻柔的曲子，给人们助兴——曲中表现出疲惫不堪的神情，有过门，有兴高采烈的场面——他同绿色空气中的十指一道久久地倾听着弹在钢琴上的最后一个音符，一直到让凿榫机和整流器、圆锯和带锯按照约定停工半个钟头的时间结束为止。
在伊姆布斯音乐室里呆若木鸡的人们开始活动起来。燕妮的手指松开了。阿姆泽尔用手指搭成的篷倒塌了。费尔斯讷从绿色的室内空气中收起他的手指。现在，他才给客人们看他那件放在后面而边上已撕碎的小礼服。这件糟糕透顶的衣服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了埃迪阿姆泽尔手里。
阿姆泽尔拿起衣服，数一数剩下的那些还能把衣服扣上的纽扣，用叉开的手指检查每一个破损处，演示一只牧羊犬受人唆使猛扑时所造成的危害，紧接着，在富有教育意义的引子之后，转入弥撒曲。他透过尖角形窟窿仔细察看，透过开襟窥视，用两根狡猾的手指放大裂开的线缝。他是燕尾服燕尾下面的风，终于钻了进去，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件庄重的蹩脚衣服上。他既在改变自己，也在改变这件衣服。他穿着这件伤残的小礼服给应邀前来的观众表演。阿姆泽尔的外表令人担心，阿姆泽尔引起人们的同情，阿姆泽尔这个跛子啊，阿姆泽尔这个全身发抖的人啊，阿姆泽尔在风中，在雨中，在履薄冰。他是飞毯上的乌尔姆的裁缝，是大鸟福尔克，是仙鹤哈里发，是乌鸦，是猫头鹰，是啄木鸟，是在晨浴的麻雀，是马后面的麻雀，是大炮上面的麻雀。许多麻雀碰到一起，相互谩骂，叽叽喳喳地商量，然后又分散开去，对掌声表示感谢。阿姆泽尔身穿小礼服的小把戏在掌声之后又接着开始。他表演能重新活动自如的祖母，轮渡工牙疼，神父逆风而行，舒格尔莱奥在公墓大门口，参议教师们在休息大院。不过，所有的人都绝非胖子，而且同浴场管理员的形象毫不相干。有一次，他匆匆忙忙穿上衣服，扮演碍手碍脚的支豆蔓细杆和四翼风车，他是幽灵和魔鬼，是十字路口和不祥的数字七。一个蹦蹦跳跳、骨瘦如柴、小得可怜的幽灵抓住瓷器芭蕾舞女演员，把她从钢琴上拿走，用蝙蝠翅膀向她求爱，可怜巴巴地占有她，让她穿着像哈拉斯一样黑黑的、越变越长的衣服，毫无信仰地消失，而且似乎要永远消失一样。谢天谢地，它又安然无恙地重新露面了，又回到了钢琴家园。他的表演暂告结束，这时大家缠住他再加演节目。他再一次有点喜欢上化装舞会了。他表演各种动作，博得了阵阵掌声。他感谢我们的哈拉斯，因为它嘴上有嚼子，他对木材仓库里那个远处的图拉表示敬意，因为图拉给哈拉斯，而哈拉斯又给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最后是费尔斯讷的小礼服又在埃迪阿姆泽尔心里解开了小钩，揭开了井盖，让格罗申1掉到井里去，让一粒种子长出思想来。阿姆泽尔童年时播下的种子，可望在收获时让粮仓也装不了——
1昔日德国辅币，一格罗申相当于十芬尼。
埃迪阿姆泽尔刚脱下黑色的衣服，刚作为熟悉、随和的阿姆泽尔重新站在泛着绿色光线的音乐室里，便把他的道具折叠整齐，拉着一半是胆怯、一半是高兴的燕妮的小手，拿着伊姆布斯的小礼服，离开了钢琴家和他的金鱼。
图拉和我——
我们当然想到，阿姆泽尔会把撕得一塌糊涂的衣服带走，拿去找裁缝。可是，没有一个缝补匠得到这份工作，因为我们的哈拉斯把它给抓住了。因为我父亲得赔一件崭新的上衣，所以我的零花钱也减少了一半。为此，木工师傅大概会要求留下那件破衣服，比方说在机器间派上用场吧——那儿随时都需要擦油布——可我父亲付了钱，没有提出要求，甚至还像木工师傅经常道歉时那样，清清嗓子，既狼狈又傲慢地向人道歉。阿姆泽尔仍然是这件虽然残缺不全却是可以修改的小礼服的受益者。从此以后，他的才能不仅仅奉献给素描和水彩绘画；从此以后，埃迪阿姆泽尔虽然不打算吓唬鸟，却造了一些真人一般大小的稻草人。
在这里可以断言，阿姆泽尔并不具有特别的鸟类知识。人们既不能说图拉的表兄是犬学家，也不能因为稻草人的缘故，把埃迪阿姆泽尔称为鸟学家。人们也许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麻雀同燕子、猫头鹰同啄木鸟区别开来。甚至在埃迪阿姆泽尔眼里，椋鸟和喜鹊也并非同样偷窃成性。可是在他看来，红胸鸲和红腹灰雀、白脸山雀和苍头燕雀、金翅雀和夜莺却毫无区别，都是鸣禽。譬如像这样的问答游戏——“这是什么鸟？”他就回答不出来。没有人曾经见他翻阅过布雷姆1。有一次我问他：“山雕或者鹪鹩，哪个更大？”这时候，他眨眨眼，回避道：“我的天，当然是这样。”可是对于麻雀，他的眼光却非常敏锐。连精通鸟类的行家都不能做到的事情，阿姆泽尔却能做到。他能区分一群、一大群、一大群济济一堂的麻雀，也就是所有人都认为没有颜色的麻雀，把它们逐个区别开来。他能估计到在檐沟里洗澡的、在马车后面叽叽喳喳吵嚷的和在最后一次铃声之后突然闯到休息大院的麻雀数目。这些麻雀纯粹是非群居动物，却偏偏要装扮成群体的社交聚会。在他看来，就连那些使他出名的乌鸫，从来不是，甚至在白雪覆盖的园子里也不是清一色的黑颜色和黄接嘴——
1布雷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著有布雷姆的动物生涯。
尽管如此，埃迪阿姆泽尔并没有制造稻草人来对付他所熟悉的麻雀和喜鹊，出于形式上的原因，他并不针对任何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打算给一个危险的、有创造性的世界证实自己的创造性。
图拉和我——
我们知道，埃迪阿姆泽尔在那儿设计和制造他的稻草人。不过，他并不把这些稻草人称作稻草人，而是称作“雕像”他在斯特芬路租了一座宽敞的别墅。遗产继承人阿姆泽尔很富有。别墅的底层装有椴木护墙板。斯特芬路横穿朗富尔郊区西南部。它在耶施肯塔尔森林下面与耶施肯塔尔路分岔，通向募捐与孤儿院，接近朗富尔消防队一带。在那里，别墅挨着别墅，还有几个领事馆——拉脱维亚领事馆和阿根廷领事馆。在绝非朴实无华的铁栅栏后面是计划中的园圃。那里有黄杨、紫杉和山楂树，还有珍贵的英国草坪。这种草坪夏天必须浇灌，冬天则免费覆盖在白雪下面。垂柳和银枞分列在别墅两侧，高出别墅，给别墅遮住太阳。匍匐类果树的果实带来不少麻烦，喷水池老得修整，园回工人声明辞职。警卫与保安公司使盗窃犯无从下手。尽管消防队就在孤儿院后面，消防队的练习塔高高耸立在所有银枞之上，但仍有两个领事和一个巧克力厂主的夫人申请火警报警器，并随即获得批准。火警报警器可以使两支消防队在二十七秒钟内接近房屋正面的白色横线脚，以及申克尔只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的大门的常春藤。夜晚只有少数窗户亮着灯光，除非是“安格拉斯”巧克力工厂厂主举行招待会，那时，人们可以听到在两盏路灯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脚步声来来往往。总之一句话，这是一个安静、雅致的小区。在这个小区内，十年当中只发生过两起杀人案，听说还有过一次谋杀未遂。
瓦尔特马特恩以前住在老城区，住在卡尔芬赛根的一间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里。他很快就搬进了阿姆泽尔的别墅，住着两个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厅。有时候，一些女演员住在他那儿，因为他还不想开始国民经济学的学习；不过，位于煤炭市场旁的市立剧院的全体配角演员接受了他。瓦尔特马特恩扮演许多庶民百姓当中的一个平头百姓，全副武装者当中的一个持枪者，六个拿蜡烛的仆人当中的一个仆人，酩酊大醉的雇佣兵当中的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人，怨天怨地的农民当中的一个牢骚满腹的人。他扮演戴上面具的威尼斯人，扮演哗变的士兵，扮演六先生之一。这些先生同六位太太一道，应当赋予第一幕中的生日聚会、第二幕中的踏青、第三幕中的葬礼、最后一幕中的轻松愉快的遗嘱启封以丰富的内容，营造闲聊的、打情骂俏的、哀伤的和使人兴高采烈的气氛。虽然在这些表演中说不上两句连贯的话，但瓦尔特马特恩却由此积累了他最初的舞台经验。此外，他还想牢牢地打下他表演天才的基础，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令人心惊胆战。他每周两次让市里著名的喜剧演员古斯塔夫诺尔德给他讲喜剧课，因为马特恩认为，对他来说，悲剧表演才能本来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只是在喜剧方面，他还有所欠缺。
当阿姆泽尔别墅两个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厅不得不倾听瓦尔特马特恩扮演弗洛里安盖尔1念出的台词时，第三个同时也是最大的厅——像戏剧学校的学生活动大厅一样，装有椴木护墙板——就成了阿姆泽尔工作方式的证人。厅里几乎没有家具，在结实耐用的椴木天花板上有粗糙的屠户挂钩，在猫头小吊车上面还有链条，它们同原物一般大小，紧挂在护墙板下面。在矿工更衣室和干燥室里也是按照类似原则工作的，镶木地板上空空如也，天花板下拥挤不堪。有一件家具，是一张斜面桌，真正的斜面桌，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桌子上面放着那部典范作品，书是打开的。这是一部有六百页的著作，一部无与伦比的著作，一部邪书，是魏宁格的作品。作品上有判断错误、评价过高、销售量大、发生误会、过于了解和标着父亲边注与魏宁格脚注的绝招。性与性格，第十三章，第四五页上写着：“姑且这样讲，犹太教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巨大功绩或许仅仅在于：不断使雅利安人意识到自我，使他回复到自身（‘自身’为粗体）。这就是雅利安人之所以要感谢犹太人的地方。他通过犹太人知道，他要提防什么。他要提防犹太教有可能渗入自己心中。”——
1弗洛里安盖尔（1490～1525），德国骑士、军队首脑和外交家，马丁路德的信徒。
埃迪阿姆泽尔怀着传教士的激情，给椴木天花板下面那些已经完成的、摇晃着的假人和所有的木头架子及铁丝架子，朗诵这些类似的、有时候是针锋相对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格言。那些假人和架子在发亮的镶木地板上，作为无定型的但仍然是在进行讨论的社交圈子挤满了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大厅。人们在无拘无束地闲聊着，听埃迪阿姆泽尔这位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才智过人的、往往是原原本本、客观真实而仅只在必要时才主观臆断的、亲切友好的、无所不在的、绝不会贸然生气的、淡然超脱的主人讲：女人和犹太人是怎么回事，根据魏宁格的说法，人们现在是否必须剥夺女人和犹太人的灵魂，或者说，只是剥夺女人或只是剥夺犹太人的灵魂是否就够了，从人类学的观点看，犹太教是否因为从经验主义的方面来推导，就同坚定的信仰相矛盾。这个信仰就是：“其实可以说所有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不过，只是为了讨论的缘故，人们在极端反犹太主义者身上往往不能充分地察觉到犹太人的品质。就譬如说瓦格纳1吧，虽然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永远也创作不出帕西发尔。人们同样也可以区分，在雅利安人的社会主义和典型的犹太人的社会主义之间进行区分，因为据我们所知，马克思就是犹太人。因此，不管是女人还是犹太人，都不能理解康德的理性，甚至连犹太复国主义也无法理解。您瞧，犹太人就是偏爱动产。英国人也这样做。刚才，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犹太人缺少的东西。归根到底，他们简直是不仅对国家感到陌生，而且但是，不管他们来自何处，在中世纪，直至十九世纪，直至今日，这种情况都在反复出现——可以说，可以说，这笔账都算在基督徒名下。完全相反，我亲爱的——您往这边看，您可是熟读圣经的，或者说，是这样吧！雅各怎样对待他垂死的父亲呢？他骗了以撒，哈哈哈。他骗了以扫，那好吧，拉班的情况也并不美妙。不过，这种情况却比比皆是。是呀，假如我们从百分比看，与严重犯罪有关的东西，都是雅利安人干的，而不是其他人。能够证实这一点的也许就是：在犹太人看来，既没有善，也没有恶。同样，他们不知道孕育天使，更不用说孕育魔鬼了。现在，我谈谈彼列2形象和伊甸园吧。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一看法：犹太人既没有达到至高无上的道德高度，也没有堕落到深不可测的道德深渊。因此，为数不多的暴力犯罪，与此类似的还有女人，都再一次证实：在各个方面都缺少伟大崇高的东西。要不然，您可以当场给我举出这样一个圣徒来，这才是绝招！因此我说：我们只醉心于种类，而不管个体，就连众所周知的家庭意识也只有这样一个逐渐增长的目的，确实，因此就出现了诱人通奸的现象，拉皮条的犹太人也就成了高贵的对立面。不过，魏宁格讲得并不清楚的是：不管是他还是别的人都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落入暴民手中，他既没有受到抵制，也没有被赶走，他最终还是一个人。然而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他还是说不清楚。他每每谈到张伯伦3。最后他自言自语道：类似情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女人有关。但他要剥夺两者的灵魂。说实在的，这只不过是有点近乎相拉图式的做法罢了。您忘了。我什么都没有忘，我最亲爱的朋友。他举出一些事实，譬如：真的吗，人们用这些例证什么事都可以一段列宁的引文，是不是？瞧，是这样吧！您看，达尔文主义在当时能赢得大多数的信仰者，就是因为这个猴子理论；因此，下述情况并非偶然：就像过去在阿拉伯人那里一样，化学一直掌握在确实有种族亲缘关系的人手中，所以，它只不过是医学当中的一个化学流派罢了，而这时还有自然疗法。我们在这里最终还是醉心于生物体和非生物体。歌德把人造人的企图——他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赋予瓦格纳，而不是浮士德，因为他的助手瓦格纳——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推测——具有典型的犹太人的特点，而浮士德则不然，因为他们所有的天赋都已经失灵。那么斯宾诺莎呢？我们所说的正是此人。因为如果歌德不把他的著作当成最爱看的读物，那么至于海涅，根本不值得一提。英国人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也没有最受人喜爱的读物。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斯威夫特和斯特恩就不是人们最爱读的作家。关于莎士比亚，我们知道的情况仍然太少。他们肯定是能干的经验主义者，是现实政治家，却从来也不是心理学家。尽管如此，仍然有心理学家，不，不，我亲爱的，您让我把话说出来吧。我指的是英国式的幽默，犹太人从来也不会有这种幽默，而至多也只不过是滑稽，爱开玩笑罢了，简直就像女人一样。可是幽默呢？从来就没有！我会给您讲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相信；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所以能够变得什么都有；因为他们有成为概念的倾向，所以就有了法学；因为他们对于不可侵犯的或者神圣的东西不合适，甚至根本就不合适；因为他们诽谤一切，往往是无耻地诽谤；因为他们既不赋予一个基督徒以基督教信仰，也不给一个犹太人以洗礼；因为他们具有各种虔诚，各种真正的热情；因为他们有席勒那种对全世界的亲吻；因为他们既无法寻找，也无法怀疑，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怀疑；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因为他们既不光辉灿烂，也不着魔疯狂；因为他们既不胆战心惊，也不勇气百倍；因为他们并不英勇，而往往只会讽刺；因为他们像海涅；因为他们得不到支持；因为他们只搞破坏，他们只能干这种事，而从来不会干别的事；因为他们从不绝望；因为他们没有创造能力；因为他们会唱歌；因为他们不做任何事情，不去思考；因为他们单纯幼稚；因为他们害羞，体面，胆小；因为他们从不惊讶，不会震惊，只有物质生活；因为他们得到荣誉；因为他们有着深层的性爱；因为他们讲求仁慈、爱情、幽默。我说，是这么回事，幽默、仁慈、荣誉和歌唱，还有一再出现的信仰、椴树、西格弗里德主题、喇叭和直接存在。我说，走开，是这么回事，走开。您就让我把话讲完吧：走开，走开！”——
1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帕西发尔是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
2彼列，即魔鬼撒旦，伊甸园中的蛇。前面提到的以撒是雅各的父亲，拉班是雅各的舅舅，都是圣经中的人物。
3张伯伦（1855～1927），英国出生的亲德派政治家。
这时，埃迪阿姆泽尔步态轻盈地离开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却仍然没有合上奥托魏宁格那本典范著作，因为在这当儿，椴木护墙板之间的鸡尾酒会正在谈论别的话题，谈论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并发症。他只保持一定的距离，打量那些才放在架子上却已经在夸夸其谈、支持某些意见的假人。他顺手到箱子里去抓——不过并非毫无选择——抓住一些东西，乱扔一气，经过一番挑选，然后就像他装饰那个挂在椴木天花板下面的链条和屠户钩子上的社交圈子一样，开始用类似方式装饰镶木地板上那个兴致勃勃的社交圈子。埃迪阿姆泽尔用废报纸和他从正在修缮的住宅那儿收购来的裱糊纸零头来粘贴。海滨浴场船队淘汰的旗帜碎片、几卷卫生纸、空罐头盒、自行车的钢丝、灯罩、花边和圣诞树装饰品决定着这种时装的式样。他用一大钵冷胶，用被拍卖的、放有樟脑丸的和寻找到的东西变戏法。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稻草人，或者像阿姆泽尔所说的假人，在美学的平衡对称方面、细节的考究方面以及外部线条病态的修饰方面，都不如那些据说是乡村学生埃迪阿姆泽尔在故乡希温霍尔斯特制造了好几年、放在维斯瓦河河堤上而且还赚了钱的稻草人。
阿姆泽尔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实质性损失的人。后来，瓦尔特马特恩一离开他的椴木护墙板和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也同样指出：虽然有令人震惊的才能，但不能忽视的是缺少了过去那种阿姆泽尔式创造者的狂热。
阿姆泽尔在朋友面前为自己辩护，把他的一个装饰精美的假人放到阳台上。这个阳台紧挨着装有护墙板的大厅，被耶施肯塔尔森林的山毛榉树遮住。虽然如此，这个模特儿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因为那些忠诚、老实的麻雀都不正眼看这个艺术品，都习惯性地躲开它。可是没有人会说，一大群鸟儿由于看到这个假人便惊慌失措，叽叽喳喳地叫着，从树林里飞出来，在森林上空重现过去阿姆泽尔孩提时代的情景。艺术不景气，魏宁格的文章仍然是一堆废纸。艺术上的完美使人厌倦。麻雀不合作。乌鸦在打哈欠。林中的鸽子不会相信这种东西。苍头燕雀、麻雀、乌鸦和林中的鸽子轮流落到他的假人上。这是一种怪诞的景象，然而埃迪阿姆泽尔却容忍了这种状况。不过，我们在灌木丛里的篱笆后面却听到他在叹息。
不管是图拉还是我，对他都爱莫能助——
大自然在帮忙。十月份，瓦尔特马特恩同一个少年队的中队长打了一架。当时，这个中队正在附近的树林里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一小队身穿少年队制服的男孩用三角旗——这儿说的是三角旗——占领了阿姆泽尔别墅后面的园子。瓦尔特马特恩从露天阳台上跳下来，跳到湿漉漉的树叶中间。要是我像我的小队长那样，试图帮助我们的中队长海尼瓦斯穆特，那我肯定也会牵扯到这场斗殴当中去。
第二天夜里，我们不得不从树林里往别墅扔石头。我们多次听见窗玻璃在当啷当啷地响。这个事件也许就从此了结了。在园子里发生斗殴时，站在阳台上的阿姆泽尔很可能也就满足于袖手旁观了。不过，他却把观察到的东西都画成速写，画在廉价纸上，而且还做了一些雪茄烟盒那么高的模特儿：搏斗着的假人，乱哄哄的一群人，一场混战。下穿短裤，脚穿齐膝长袜，肩背皮带，身着褐衣，三角旗在挪动，窜来窜去，皮带滑落下来，队长在鼓劲，少年队队员都又瘦又小，用沙哑的嗓子欢呼胜利，真是惟妙惟肖。我们小队在阿姆泽尔园子里争夺三角旗时，就是如此。阿姆泽尔重新找到了通向现实的道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制作时髦的模型、工作室里的怪人和室内的椴树了，而是带着好奇和渴望的心情走上大街。
他表现出对于各种制服，尤其是黑色和褐色制服的沉醉，这些制服越来越成为一种街景。他可以在塔格内特尔巷的旧货店里搞到一件旧的冲锋队制服，而且还是作战时用的，但是一件制服仍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放弃在前哨上面以自己的名义登一则“求购冲锋队旧制服”的广告。在制服商店中有党服，只要出示党证就可以去买。可是因为埃迪阿姆泽尔不可能参加这个党派或者该党下属的某个组织，他就开始用阿谀奉承、造谣中伤、诙谐滑稽和总是灵机应变的言辞，断断续续地说服他的朋友瓦尔特马特恩——此人现在虽然不再散发共产党的传单，却把罗莎卢森堡的一张照片钉在他的椴木护墙板上——去做阿姆泽尔因为必不可少的制服的缘故虽然很想去做却又不能去做的事情。
出于友情——据说这两个人是结拜兄弟——一半出于开玩笑，一半出于好奇心，尤其是出于对阿姆泽尔要获得他和今后的稻草人支架所需要的那些带有极端色彩的褐色制服所感到的好奇，瓦尔特马特恩在一小步一小步地退让。他把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放到一边，填起登记表来。在这张表格的一些栏目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红色雄鹰”的成员，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党员。
他哈哈大笑着，摇晃着脑袋，不再是表面上而是把所有的牙齿从外向内地咬得格格作响，参加了冲锋队朗富尔中队。该冲锋队常去的地方和集会场所是“小锤公园”饭店。这是一个宽敞的饭店，它有相同名字的公园，有舞厅，有保龄球场和家常饭菜，位于股票啤酒厂和朗富尔火车站之间。
技术大学的学生成为这个主要成员是小资产者的冲锋队中队的核心。每次在体育馆旁的五月草地上集会时，这个中队都担任警戒。在这几年中，该中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军队草场上，在波兰大学生宿舍附近，开始同“友好援助”1大学生联合会的会员发生殴斗，捣毁波兰人联合会的会址。刚开始，瓦尔特马特恩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人们要了解他那赤色的过去，甚至要了解他散发传单的活动。不过，既然他并非冲锋队朗富尔-诺尔德第八十四中队唯一的一个昔日的共产党员，既然过去的共产党员每当酩酊大醉时就用红色阵线的敬礼相互问候，所以他很快也就习惯了，更何况中队长还护着他哩。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是红色阵线的战士，曾发表过多次演讲，给席豪移民区的船厂工人宣读罢工号召书。当萨瓦茨基在小锤公园举行他那既简短又受欢迎的演讲时，他并不讳言自己的过去。他说：“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年轻人，就我所知，元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共产党员，他成了冲锋队员，他比十个中央党的大官更愉快。这些大官是由于害怕才入了党，而不是看到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是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那些中央党的大官，他们很长时间都在睡大觉，还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罢了。”——
1这里指但泽—朗富尔技术大学波兰大学生联合会。
当十一月初，这个经受过考验的中队的一个代表团被派往慕尼黑参加运动纪念日1的活动，因此穿上新的制服时，瓦尔特马特恩就能把经受过某些室内搏斗的破旧衣服及时地留下来，拿到斯特芬路去。在很短的时间内，中队长萨瓦茨基就把马特恩提升为下士了。本来，这时的马特恩是应当把所有的破烂儿连同靴子和腰带一起带到蒂根霍夫去的，因为人们正好在那里组建了一个冲锋队中队，那个中队手头拮据。可是，埃迪阿姆泽尔给他的朋友开了一张支票，支票上的数字足以让二十个人穿上新制服。在阿姆泽尔的椴木护墙板之间堆积着褐色的破旧衣服。衣服上的啤酒迹、油迹、血迹、焦油迹和汗迹使这些脏东西成了无价之宝。他立即开始量尺寸。他分门别类，清点计数，堆放整齐。他放弃一些东西，梦见行进的队伍，让这些队伍从身边经过，在他们经过时向他们问好。他眯着双眼看见室内斗殴，人们在活动着，一切都乱七八糟，人斗人，骨头和桌子边，眼睛和拇指，啤酒瓶和牙齿，叫嚷声，翻倒的钢琴，观赏植物，枝形吊灯和至少二百五十把冷藏的小刀。除了堆积如山的旧衣服外，在椴木护墙板之间只有瓦尔特马特恩。他在喝一瓶矿泉水，却并没有看见埃迪阿姆泽尔所看到的东西——
1指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的一次名为“向统帅部进军”的啤酒馆暴动。
我的图拉表妹：
尽管按着布劳克塞尔的意思，我只能写埃迪阿姆泽尔，但是我却写了图拉，而且还给图拉写信。图拉要操心的是让我们的看家犬哈拉斯第二次袭击钢琴教师和芭蕾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马路当中，在栗子路，图拉把系狗的皮带放开。伊姆布斯和燕妮——他们都穿一件黄色厚绒呢大衣——很可能是从芭蕾舞学校出来，因为尖足舞鞋的粉红色丝带从燕妮背的练功用品包里露了出来，正晃来晃去。图拉放开系着哈拉斯的皮带，因为风在不断改变方向，雨也就从四面八方斜着飘过来。被图拉放开了系狗带的哈拉斯从挖掘成沟的和激起小水泡的水洼上面跳过去。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自己和燕妮头上撑了一把雨伞。哈拉斯没走弯路，它知道，图拉把它放开时，是要它去袭击谁。这一次是伞——我父亲不得不给钢琴家换一把伞——当这只黑畜生湿漉漉、滑溜溜、伸长四肢地向伊姆布斯和他的女学生猛扑过去时，伊姆布斯抡起这把当做雨篷的伞进行自卫。他撑住伞，把它当做加上了尖头的黑色盾牌，抵挡狗。雨伞当然只好甘拜下风，不过，还有支撑伞边的星状金属伞骨可以抵挡。虽然这些伞骨被多次弄弯，多次戳穿了伞布，但它却对我们的哈拉斯进行了令它饱受皮肉之苦的抵抗。它的两只前腿被缠在难以挪动的伞骨当中，被行人和一个系着沾满了污演的围裙、从自己的店铺里跳出来的屠户制服了。雨伞完蛋了。哈拉斯在喘着粗气。图拉不让我跑。屠户和钢琴家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哈拉斯被套住了。钢琴家那艺术家的长发绞成一绺一绺的，扑到头发上的香粉浸透了水，滴到深色的衣服上。而燕妮这个胖丫头则躺在人行道旁边的排水口里。在这个排水口，在这十一月的日子里，水声淙淙，涌流而去，发出汩汩声，激起灰色的水泡。
屠户并不回到他的血肠旁边，而是像他从店铺里跳出来时那样——秃头，形似香肠，又似猪头——把我和哈拉斯交给了木工师傅。他用一种令我反感的方式讲述事情的经过，说图拉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女孩，说我无法再控制住狗时，她惊慌失措地逃跑了。图拉自始至终在一旁观看，只是在我把系狗带从她手里夺过来时，她才逃跑了。
屠户用他那只长满毛的大手握手告别。这一次不是用四棱形的椽子接我，而是用木工师傅扁平的手揍。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得到了一把新伞。我父亲承担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清洗黄色厚绒呢大衣的费用。幸好燕妮那个装有粉红色芭蕾舞鞋的练功用品包在排水口里没有被冲走，因为排水口通到施特里斯巴赫河里，而施特里斯巴赫河又流入股票池，施特里斯巴赫河再离开股票池，施特里施巴赫河在埃尔森大街、赫尔塔大街和路易丝大街下面流过整个朗富尔，流过新苏格兰，沿勒格斯特里布往上，在维斯瓦河河口对面的布罗施克申路附近流入死维斯瓦河，然后同维斯瓦河与莫特劳河的河水混在一起，穿过新航道与韦斯特普特河之间的港口运河，流入波罗的海。
图拉和我在场——
当时是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在玛丽亚街十三号，在朗富尔最大、最漂亮的园林娱乐场所“小锤公园”饭店里——经理:奥古斯特科申斯基，电话：41049，每星期二供应新鲜的华夫饼干——发生了斗殴。这次斗殴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被警察制止住。这些警察在党派集会期间总是在狩猎小屋里值勤。布劳警官呼叫增援。他打电话118。有十六个警察来到门前，用警棍恢复了秩序。
大会的座右铭是：“返回帝国——反对受条约约束的专横！”出席大会的人数很多。绿色大厅里有二百五十人。按照计划，发言者在装饰了的树木之间轮流上台讲话。首先讲话的是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他讲得精简扼要，声音沙哑，娓娓动听。接着，由党的地方小组组长泽尔克讲他参加纽伦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印象。尤其是青年义务劳动队的成千上万把铁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太阳光在亲吻着青年义务劳动队的铁锹：“亲爱的朗富尔人，我不能不说，这么多铁锹出现在你们面前，这真是罕见的，非常罕见的。亲爱的朗富尔人，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景象：成千上万次地闪闪发光；一声大喊犹如发自成千上万个喉咙。我们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亲爱的朗富尔人，有一些老战士眼里噙着泪水。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们用不着害臊。当时我想，亲爱的朗富尔人，我回家时，我要给所有不能像我这样身临其境的人讲，当帝国青年义务劳动队的成千上万把铁锹举起来时，是怎样一种景象”然后讲话的还有县长卡姆佩，他讲的是他参加比克堡收获感恩节的印象，讲准备在筹建中的艾伯特一福斯特移民区新建住宅的打算。在这之后，冲锋队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在二百五十多个朗富尔人支持下，三呼万岁，向元首和帝国总理致敬。两首颂歌1，一首节奏太慢，一首节奏太快，男人唱得太低，女人唱得太高，孩子唱得离谱，不合节拍。正式集会就在这种歌声中结束了。紧接着，党的地方小组组长泽尔克对朗富尔人宣布集会的第二个项目开始。大家舒舒服服、无拘无束地聚集在一起，用抽奖方式分配用于寒冬赈济的既有用又可口的产品。奖品的捐赠者是：瓦尔蒂纳特牛奶场、阿马达人造奶油厂、安格拉斯巧克力厂、卡诺尔德糖果厂、基绍酒类批发商行、豪博尔德一兰泽尔批发商行、屈内一森夫公司、但泽玻璃工场和朗富尔股份啤酒厂。该啤酒厂除捐赠两箱啤酒用于抽奖分配外，还额外捐赠了一小桶啤酒。“赠给冲锋队朗富尔-诺尔德第八十四中队；赠给冲锋队朗富尔第八十四中队的小伙子；赠给值得我们自豪的冲锋队队员；为我们八十四中队的冲锋队队员三呼万岁——乌拉——乌拉——乌拉！”——
1指霍夫曼封法勒尔斯勒那首德国之歌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
然后是一阵骚乱，这种骚乱只有把警察叫来后借助警棍才得以平息，这倒不是有共产党员或者社民党员捣乱。当时，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了。更确切地说，这是在开怀畅饮，是通常见到的那种从内心趋向眼珠的醉态，这种醉态使“小锤公园”饭店里的室内斗殴变得多姿多彩。因为在一番漫长的、不得不做又不得不听的讲演之后，总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口喝酒，小口呷酒，泪泊痛饮，慢慢吮吸，慢慢嘬酒，一饮而尽。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喝了一杯，再来一杯。有人从这一桌跑到那一桌，从这一桌喝到那一桌。有不少人站在零售酒柜前舍不得离去，双手洒满了酒；有少数人直着腰，汩汩畅饮，人们看不见他们的脑袋，因为在本来就很矮的厅内，在肩膀之上弥漫着浓浓的烟云。这些已经是情绪高昂的人一面开怀畅饮，一面唱起了轮唱曲：“你知道那个被击毁、被击碎的森林1；哦！头上鲜血淋淋，伤痕累累。”——
1指第一次大战时在法国阿尔贡森林午夜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家庭节日，所有所有的人都到齐了，都是老熟人。阿尔方斯布布利茨同洛特和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说道：“你还会听到，在赫内公园里简直乱糟糟的。吵吵嚷嚷的声音顺着拉道内河往奥拉那里传去，在半路上传到一家旅店。在那儿有人遇到一些人，遇到杜莱克和他的兄弟。他们坐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好像用钧环连在那儿似的。”
在屁股肥大的冲锋队队员布鲁诺杜莱克身边，在零售酒柜前站成一排的冲锋队队员有：维利埃格尔斯、保罗霍佩、瓦尔特马特恩和奥托瓦恩克。“有一次在德拉咖啡馆里，那是在青格勒高地，那儿的人大概是发疯了，稀里糊涂就打了起来。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可是到底在哪儿发生的呢？是在施特拉申一普朗申的拦河坝附近。他们在拦河坝上把他扔到了水库里。不过他又爬上岸来了。不像克莱因一卡茨那个维希曼，他因为这种事也许得进监狱。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我想，这个家伙大概跑到西班牙去了。这不可能。他们把他给干掉了，把他装进口袋里，而且剁成了碎块。还在他们把他同布罗斯特和克虏伯选进国民议会之前，我在市射击协会那儿就认识他了。他们简直发疯了，在戈尔德克鲁赫越过边境，现在，你瞧瞧这个古斯塔夫道，那些硬币从他的兜里不断地滚出来。最近，他在米根温克尔说”
古斯塔夫道与洛塔尔布德齐斯基手挽手踉踉跄跄地走来。到处都是围桌而坐的客人，还有一些人在轮流喝酒。图拉和我坐在桌旁，就在波克里弗克一家身边。我父亲听完讲话后就走了。很多孩子都已离开了那儿。图拉盯着卫生间的门，那是男卫生间。她什么也不喝，什么也不说，只是呆望着。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给一个名叫米科泰特的先生讲科施奈德赖的铁路联运。图拉想通过呆呆凝视把卫生间的门盯得牢牢的。可是这扇门在转动，它被要解小便和解了小便的人驱动着。特别快车柏林——施奈德米尔——迪尔绍区段在科施奈德赖交会。可是特快车在那儿并不停车。图拉不盯着女卫生间的门。她看到瓦尔特马特恩在男卫生间消失不见了。此外还有波兰国家铁路的员工米科泰特，可是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霍伊尼采——拉斯科维采这一区段的普通客车车站。埃娜波克里弗克每喝五口啤酒就说一次：“现在该睡觉了，孩子们！”可是图拉并没有放过卫生间那扇一开一合的门。每次进进出出都被她的眼睛镜头喀嚓喀嚓地拍摄下来。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现在正依次穿行第三条科施内夫伊路段——纳克尔一霍伊尼采路段。格斯多夫、奥布卡斯、施朗根廷用于抽奖分配寒冬赈济的奖券已经卖出。头奖是：一套十二人用的餐后小吃餐具，连同一些高脚酒杯，全是水晶玻璃器皿，全是水晶玻璃器皿！图拉可以抽三张奖券，因为她在去年已经抽过一次，抽到一只十一磅重的鹅。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卫生间的门，先从差不多装得满满的冲锋队帽子里抽出一张奖券来，抽到一块安格拉斯巧克力；现在她用被抓破的小手抽第二张奖券，没有中奖！虽说如此，她却得到了头奖和水晶玻璃器皿。男卫生间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又哗的一声打开了。在他们解开裤子或者脱掉裤子时，里面已经开始动作。人们随时都可以拿起刀子来。人们大打出手，冲向耶格尔特。因为图拉在抽奖——这是中国对日本。哎哟，劈里啪啦！人们在踢门，在穿衣服，在转过身子，在躺下休息，在开始大声叫嚷：“霍莱弗雷特！德瓦契尔格努塞尔！莱达克伦特鲁斯这种人！洛尔巴斯这种人！别把尾巴翘得这么高！”零售酒柜边所有的人——维利埃格尔斯、保莱霍佩、阿尔方斯布布利茨、年纪小一点的杜莱克和奥托瓦恩克都用自己那小刀子似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嚷道：“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
一群醉醺醺的、闹嚷嚷的流氓，把水果盘挑选出来，把高脚酒杯拦腰砸碎，将厅内洗劫一空，把卫生间的门弄得油光光的。因为图拉在抽奖券，他们便在四周尽情糟蹋，用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刷刷刷地肆虐一通。此时此地，椅子和椅脚都悄然而去，没有人吵架；对一切都大开绿灯，对一切都无能为力；各种物品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维利站在那儿，身子摇晃着；啤酒和果汁供不应求，因为所有的人都经过了十次筛选，都用不着喘口气。人人都在相互寻找。是谁在那下面到处乱摸？谁遇到麻烦了？那些毕业生在叫嚷什么？人们是怎样把卫生间的门从门轴上卸下来的？谁在抽奖券？没中奖。曲臂挥拳向上直击。帆具。鱼卵堆积如山。家畜脑浆四溅。快打电话118。警察——棍棒要举高！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永远也不怕。人们乱作一团，绿色大厅在动荡，灯架在丁当作响。事情已经过去，时间在流逝。警戒业已撤消。灯光没有打开。一切都朦朦胧胧，因为在黑糊糊的大厅里，黑糊糊的“女用人”的黑糊糊的警棍在寻找漆黑的踝关节，直至黑糊糊的校形吊灯下面的黑糊糊的脑袋瓜儿。黑糊糊的女人在尖叫着：“灯！那儿有灯！哎，真糟糕，警察！二、三，棍棒要举高！”
只是当图拉在黑暗中从那顶放在我们这儿、搁在她双膝之间的冲锋队帽子中抽出第三张奖券时，只是在我的表妹抽完第三张奖券并把它打开时——这张奖券使她获得了屈内一森夫公司的一桶莳萝黄瓜——才又亮起了灯。由布劳警官率领的四个警察后备队员和由少尉警官绍辛指挥的十六个警察在向前推进。他们从零售酒柜和通向衣帽间的双扇门走过来。他们全身绿色，他们受人欢迎，令人畏惧。二十二个警察嘴里全都含着哨子，冲向拥挤的人群，把哨子吹得嘟嘟直响。他们工作时使用的是新式的、由警察局长弗罗博埃斯从意大利引进的、在那里叫“manganello”而在此地叫“按摩滚筒”的警棍。这种新式警棍比旧式警棍优越的地方是：它不会打出裂伤，而是仅仅把人打疼，并且几乎没有声音。每一个被打的人在被新式警棍打了一下之后，都会十分惊异地原地旋转两圈半，然后便——但往往是以一种木塞螺旋钻的技巧——轰然倒地。就连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卫生间门边也得听从这种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进口的商品的摆布。他虽然没有裂伤，却有八天之久无法工作。除他之外，还有三个重伤，十七个轻伤，其中有四个警察。冲锋队队员维利埃格尔斯和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泥瓦匠古斯塔夫道和煤炭商洛塔尔布德齐斯基，不得不去派出所，不过第二天上午也就释放了。“小锤公园”饭店的经理科申斯基先生在保险公司申报了一千二百古尔登的财产损失。这些财产包括：玻璃器皿、坐椅、枝形吊灯、被捣毁的卫生间房门、卫生间镜子、讲台边的观赏植物和用抽奖方式进行分配的头奖——水晶玻璃器皿，水晶玻璃器皿等等。刑警科的调查表明，电路线并没有短路，是有人——我知道是谁——把保险给拔掉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料到，我表妹在抽奖并且没中奖时就发出了信号，引起了这场厅内大战。
亲爱的图拉：
这些事你能干，你有眼睛，也有手。然而对于这个意外事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你的厅内大战——尽管你也参与了此事，但它仍然平淡无奇，同其他的厅内大战毫无区别——重要的是：斯特芬路别墅主人埃迪阿姆泽尔可以收到一包有啤酒酸味的、龇牙咧嘴的、血迹斑斑的制服。瓦尔特马特恩就是那个只受了点轻伤的捐赠者。
这一次不光有冲锋队制服，其中还可以找到几个普通党员同志1的衣物。不过，所有的衣物都是褐色的，但并非夏季矮帮鞋的褐色，并非小核桃的褐色，女巫的褐色，并非褐色的非洲，并非擦伤的痂皮，也不是年代久远的褐色家具，并非不浓不淡的褐色，沙一样的褐色，既非刚采出来的褐煤，也不是用挖炭锹挖出来的旧泥炭，并非早餐时吃的巧克力，并非加上鲜奶油的早上咖啡，烟的品种那么多，却没有一种是这种褐色，既不是视力错觉的浅褐色，也不是两个星期休假的冷霜褐色，并非秋天在往调色板上吐唾沫，因为这时，这种褐色——屎的褐色，或许还是泥土的褐色，已经泡软，成了襁糊状。这是党的褐色，冲锋队的褐色，所有褐色书籍的褐色，褐色房屋，布劳瑙2的褐色，夏娃的褐色3。同黄褐色相去甚远的这种褐色制服，是从上千个有小脓疱的屁股里把屎拉到白色盘子里的褐色，是从豌豆和开水煮熟的香肠中流出来的褐色；不对，不对，当这种褐色被煮沸、出现时和被染上颜色时，当这种粪堆褐色——我还在一个劲儿地恭维——堆在埃迪阿姆泽尔面前时，对他们那些态度温和、皮肤黝黑、显出女巫般的褐色、小核桃般的褐色的人并没有产生影响——
1当时德国纳粹党内亦有此称呼。2布劳瑙位于奥地利上奥地利州的一个小城，希特勒的出生地。
3此处影射希特勒的情妇埃娃布劳恩。
阿姆泽尔在分门别类整理这些褐色衣物。他手持索林根制造的大剪刀，让它试着发出喊喊喳喳的声音。阿姆泽尔开始裁剪那些无法描述的褐色衣物。任何时候都打开着那部魏宁格的典范著作，放在货真价实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上。一种新的工具作为装饰品，就放在这张斜面桌旁。这是裁缝的鞍马，裁缝的管风琴，裁缝的仔悔室——一部胜家公司1制造的缝纫机。埃迪阿姆泽尔在用打包的粗黄麻布、装洋葱的口袋和别的透光材料缝制栽成衬衣式样的内衣时，便发出像小猫似的呼噜声。自鸣得意的阿姆泽尔坐在狭小的缝纫机后面。难道这两者不是一码事？难道这两者就不能在这样出生、接受洗礼、接种牛痘、接受训练的情况下，表示一种绝无仅有的发展？他有时候用稀疏的针脚，然后又用很密的针脚，往粗黄麻布衬衣上缝着破布片，可怕的褐色，把它当做装饰品。可他也把袖章的红色和千字疯狂的恐惧弄得支离破碎。他衬上木棉和锯末里子。他在画报和年鉴上寻找，找到一些人的面孔，比如作家盖哈德豪普特曼2的粒子很粗的照片，或者当年深受大众喜爱的一个演员简朴的黑白照，这个演员不是比尔格尔就是雅宁斯。他把施梅林和帕采利3、把公牛和苦行僧贴在褐色帽子的帽舌下面。他把国际联盟的高级专员变成了冲锋队队员勃兰德。他不怕按照旧的针脚在复制品上长时间地剪来剪去，不怕用索林根制造的剪刀进行鬼斧神工般的剪裁，直到席勒那线条分明的轮廓，或者年轻歌德那花花公子的脑袋，赋予这种动作的任何一个牺牲者——赫伯特诺尔库斯或者霍斯特韦塞尔以某种面貌时为止。阿姆泽尔在商讨，在寻思，在撮合。他赋予好几个世纪在冲锋队的帽子下面相互亲吻的机会——
1胜家公司，一译辛格公司，美国多种经营的制造商。胜家以其最早的产品缝纫机而闻名世界。
2盖哈德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
3帕采利（1876～1958），1939年起为罗马教皇。1933年作为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签订了罗马教皇与纳粹政府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他把头从身材颀长、有孩子气、早早就自杀身亡的典范作品作者奥托魏宁格的全身照片上——这张照片放在他的样本的第四页上——剪下来，让人在森克尔照相馆把剪下来的这部分放大，放大到同真人一样的尺寸，然后再慢慢加工，把它加工成“冲锋队员魏宁格”但其结果却总不能令人满意。
埃迪阿姆泽尔的自画像显得更滑稽。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斜面桌和胜家公司缝纫机之外，一面又高又窄、直至天花板的镜子——就像他在时装店和芭蕾舞学校里能够见到的那样——使阿姆泽尔的财产变得更加充实。他穿着自己剪裁的纳粹党员制服——在冲锋队制服中找不到一件他穿着合身的制服——坐在能够给予回答的镜子前，把他的全身像挂到一个光光的支架上，在这个支架的中心，就好像是在腹腔里面，有一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最后，真正的阿姆泽尔像菩萨似的，坐在裁缝的位子上，仔细察看这个虚构出来的、更为真实的纳粹党员阿姆泽尔。这个阿姆泽尔胖乎乎的，身穿粗黄麻布的褐色党员制服，目空一切地站立着。背带犹如回归线一般环绕在他身上。衣领上的等级标志把他变成了普通官员。一个猪尿泡线条分明、简单明快、涂上的黑色斑点隐约可见，犹如一幅画像似的，戴着官员的帽子。这时，在这个党员同志的腹腔中，那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开始工作。那条马裤站成了立正姿势。右边那个胀鼓鼓的橡皮手套猛地一抬，离开皮带扣子，像受人遥控似的，先是举到齐胸的高度，接着便举到齐肩的高度，最初是把手伸直，然后再形成一定的角度，致以党员的敬礼。在这之后，因为传动装置往下滑，所以这只手又慢条斯理地、一秒不差地回到皮带扣子的位置，接下来便老态龙钟地颤抖着堕入梦乡。埃迪阿姆泽尔表现出对于自己新作的钟爱。他在狭窄的工作室镜子前模仿他那真人般大小的模仿者的敬礼，模仿这种“四重奏”瓦尔特马特恩站在镶木地板上，出现在阿姆泽尔面前，给他展示这个人物形象，而且在展示这一人物形象时又把自己当做影子显示一番。马特恩先是放声哈哈大笑，然后便十分尴尬地格格干笑。最后，他只好一言不发，一会儿望着稻草人，一会儿望着阿姆泽尔，一会儿望着镜子。他看到自己穿着便服，站在四个身着制服的人中间。这是一番促使他天生就能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的景象。他一面把牙齿咬得直响，一面向阿姆泽尔暗示，他不是在开玩笑；阿姆泽尔不该顽固地坚持同一个题材；其实在冲锋队里，甚至在党内，有的是严肃认真、胸怀大志的人，有的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而不仅仅有一些下流坯。
阿姆泽尔回答说，这正是他的艺术企图。他不想发表任何评论，而是想用艺术手段，既制造出顶天立地的好汉，也制造出下流坯，鱼龙混杂，纵横交错，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接着，他便用事先已经做好的支架制作一个粗壮结实的好汉——冲锋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我们——图拉和我从夜晚漆黑的园子里，往灯火辉煌的、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工作室里偷看。我们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看见瓦尔特马特恩身穿制服的复制品——那一片片血瘢还可以为“小锤公园”饭店的厅内大战作证——借助内置传动装置的作用，把拍成照片的面部的牙齿显露出来，让机械运动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尽管我们只是看见他咬牙齿，但只要看见瓦尔特马特恩的牙齿，也就会听见这些牙齿在咬得格格作响。
图拉和我看见——
瓦尔特马特恩不得不同他那个冲锋队中队一道，在冰天雪地的“五月草地”大型集会上执行封锁任务。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身穿制服的埃迪阿姆泽尔。先是勒布萨克讲话，然后是格赖泽尔和福斯特尔讲话。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人们在持续不断地高呼“万岁”纷纷扬扬的雪片飘进了高呼万岁者张开的嘴里。就连党员同志埃迪阿姆泽尔也一面高呼着万岁，一面伸出嘴巴去咬那些经过挑选的大片雪花，一直到冲锋队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把他拉出人群，从泥泞的草地推到兴登堡大街。马特恩在那儿骂他。我们想，他马上就会揍他了。
图拉和我看见——
埃迪阿姆泽尔身穿制服在朗富尔市场上为寒冬赈济募集捐款。他把储蓄盒摇得啪啪直响，对着人群讲一些小笑话，比真正的党员同志募得的迪特兴1还要多。我们想，要是现在马特恩到这里来，看到这种情景的话，那——
1迪特兴，二战结束前东普鲁士的货币单位，一迪特兴相当于十芬尼。
图拉和我——
我们使站在弗勒贝尔草地上、处于暴风雪中的埃迪阿姆泽尔和殖民地农副产品经销商的儿子感到奇怪。我们坐在一辆停在弗勒贝尔草地上过冬的旧货车后面。阿姆泽尔和那个侏儒的剪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异常鲜明。再也找不到比这些影子更不同凡响的影子了，那个侏儒的影子把他的铁皮鼓影子竖起来，迎着飘飞的雪花。阿姆泽尔的影子弯着腰。两个影子都把耳朵贴在铁皮鼓上，仿佛他们在倾听这种声音，倾听十二月的雪花飘落在漆成白色的铁皮上的声音。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寂然无声的情景，所以我们也就静悄悄地呆下来，用冻红的耳朵倾听着。可是，我们只听见雪花飘落的声音，却没有听见铁皮发出的响声。
图拉和我在期待着——
因为这时我们两家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正穿过奥利瓦森林，散一次步。我们望眼欲穿地等候着埃迪阿姆泽尔。但是他在别的地方，而不在弗罗伊登塔夫。我们在那儿喝牛奶咖啡，坐在鹿角下吃土豆煎饼。在禁猎区内没有生出多少事来，因为天气寒冷时，猴子都呆在林务所的地下室里取暖。我们真不该带着哈拉斯。可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却说：“这条狗该有一个活动场地。”
弗罗伊登塔尔是一个备受青睐的游览地。我们乘二路车来到缔结和约路，在有红色花纹的树木之间横穿过树林之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林务所同禁猎区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不管是山毛榉还是松树，我父亲作为木工师傅见不得成材的优质树木，一见到这些树木就非用立方米来衡量它们的可利用价值不可。而我母亲更看重自然，也就是说更看重这些树木，而不是装饰世界，所以她情绪不好，但这种心情先是随着土豆煎饼然后便随着牛奶咖啡一道消失殆尽了。从事酒菜馆行业的林务所租赁人卡明先生在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我母亲中间坐下来。只要有顾客来，他都要讲这个禁猎区的来历。这么一来，图拉和我已经是第十次地听他讲，措波特的一位名叫皮库里茨的先生赠送了一头野公牛。不过，他起初饲养的并不是这头野牛，而是车厢厂厂长捐赠的一对小赤鹿。后来又有了野猪和站鹿。那个人捐赠了一只猴子，这个人捐赠了两只猴子。林场顾问尼古拉很关心狐狸和海狸。一位加拿大领事提供了这两只烷熊。那么那些浪呢？谁有狼？那些后来逃出去、咬死一个采浆果的孩子、被人击毙并上了报纸的狼呢？谁有狼？
还没有等到卡明先生能透露那个秘密，是布雷斯劳动物园把这两只狼赠送给弗罗伊登塔夫禁猎区，我们同哈拉斯已经到了外面。我们从杰克，即那头野公牛身边走过。我们绕过结上冰的池塘，看见野猪食用的栗子和栎果，听到狐狸短暂的狂叫。狼笼外面装上了栅栏。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片刻不停地走来走去，步子比哈拉斯跨得更大。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的前胸不是那么发达。它们没有受过训练的眉心，两眼歪斜，显得更小，更容易受到保护。同哈拉斯相比，它们的头总的说来显得更敦实，它们的躯干像圆桶，一直到背部前面隆起的部分都比哈拉斯更低，身上的毛不长不短，长得浓密，呈浅灰色，接近黄色茸毛的地方呈乌黑色。哈拉斯在声嘶力竭地哀鸣。两只狼在不停地小跑着。有朝一日管理员会忘记将栅栏雪花成片成片地从冷杉树上飘落下来。有片刻工夫，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放慢了步子。六只眼睛在闪动，六片上唇在颤动。它们皱了三次鼻梁，从利齿之间喘了一口气。两只灰狼对一只黑牧羊犬。这种黑色是坚持不懈地育种的结果。佩尔昆色素细胞的过于饱和通过森塔和普鲁托遗传给了路易丝磨坊的哈拉斯，赋予我们的狗以一种鬃毛不长不短、并非乌黑、没有动感、毫无标志的黑色。这时，我父亲吹起了口哨，而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也在鼓掌。图拉一家和我父母穿着冬天的大衣站在林务所前。不断跑来跑去的狼停了下来。然而对于我们和哈拉斯来说，星期天的散步并未结束。每个人的口腔里还在回味着土豆煎饼的滋味。
我父亲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到奥利瓦去。我们在那里乘有轨电车去格勒特考。直至雾霭沉沉的天际，波罗的海的海面都结了冰。格勒特考木板小桥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辉。所以，我父亲不能不从皮套中取出照相机来，我们也不能不在想像中的糖果前面围着哈拉斯站成了半圆。我父亲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调好合适的焦距和光圈。我们有六次都不能动。哈拉斯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种动作，因为它在摄影记者给它拍照时就已经习惯于照相了。看得出来，在我父亲拍的六张照片当中，有四张照片感光过度，冰在反光。
从格勒特考经过嘎吱嘎吱作响的海面，走向布勒森。有几个小黑点一直走到被冰封在停泊场的轮船。不少人在半道上。看来海鸥是不会挨饿的。两天之后，有四个学生在雾中迷路了，他们想从冰上走到赫拉半岛去，尽管人们用多架体育用飞机寻找他们，但他们却永远失踪了。
在同样狂暴的、蒙上了一层薄冰的布勒森木板小桥跟前——我们要拐弯，朝渔夫村走去，走到有轨电车站。波克里弗克一家，尤其是图拉，害怕这座布勒森木板小桥，因为就在那里，又聋又哑的小康拉德几年前所以，在我父亲用他那只木工师傅平坦的手指出新的前进方向之后，也就是在十二月二十八号，在三六年到三七年除夕前不久，大约下午四点钟左右，哈拉斯挣脱了皮带——因为还有许多别的狗，我父亲把哈拉斯套在皮带上——一纵身，腾空而起，十次长跳，就跃过冰层，消失在尖叫的人群之中。当我们赶上它时，它已经裹上了一件随风飘动的大衣，变成了雪花飘舞中的一个黑色包裹。
钢琴家兼钢琴教师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及其十岁的女儿燕妮布鲁尼斯也同我们一样，做了一次星期六郊游。还没等图拉吭一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就已经第三次遭到了我们哈拉斯的袭击。这一次要赔的不是一种男式小礼服，不是一把雨伞了。我父亲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把这个意外事件称为代价昂贵的玩笑。费尔斯讷右边的大腿被咬伤了。他必须住三个星期教会医院，另外还要求一笔赔偿金。
图拉：
正在下雪。当时在下雪，今天也在下雪。当时大雪纷飞，现在也是大雪纷飞。当时雪花飞舞，现在也是雪花飞舞。当时落雪，现在也在落雪。当时降雪，现在也在降雪。当时大雪飘舞，现在也是大雪飘舞。当时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现在也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雪花沉重地落下，落在耶施肯塔尔森林里，落在绿色森林里，落在兴登堡大街上，落在克莱大街上，落在朗富尔市场和施马根多夫的贝尔卡市场上，落在波罗的海和哈韦尔湖上，落在奥利瓦，落在施潘道，落在但泽-席德利茨，落在柏林一利希特尔费尔德，落在埃毛斯和莫阿比特，落在新航道和普伦茨劳山上，落在萨斯佩和布勒森，落在巴贝尔斯山上和施泰因施蒂肯，落在韦斯特普拉特1四周的砖墙上以及在两个柏林之间迅速建成的城墙上，而且积在上面。雪落下来，又积在上面——
1韦斯特普拉特，位于但泽湾，1939年9月1日，在此打响了二次大战的第一阵枪声。
为了图拉和我——
雪下了整整两天——我们准备好雪橇，等着下雪——雪积了起来。开始是像重体力劳动者一般的雪歪歪斜斜地落下来，然后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在这种牙膏一样白的灯光下，留下一圈诡计多端的痕迹，在逆光中又变成灰色乃至黑色。这是一团既潮湿又粘糊的雪。从东部地区歪歪斜斜飘落下来的雪再一次落到这些雪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在夜晚朦朦胧胧中四处渗透的中等程度的寒冷，使所有的篱笆在早上都压上了新的重荷，树上的枝桠都被压得嚓嚓直响。要把街道、有轨电车道和人行道清除干净，需要不少勤杂工，需要很多失业者，需要技术救援组织和全市的所有车辆。堆积如山的雪结成冰块，像山岩似的从埃尔森大街两边滑下来，把哈拉斯埋在了下面，埋到了我那木工师傅父亲的胸部。当雪山边缘轻轻往下掉时，图拉的羊毛帽子就会有两指宽的地方变成紫色。街上撒了沙子、炭灰和红色的畜用食盐。人们用长长的杆子把雪从帝国移民区小果园里和修道院院长磨坊后面的果树上打下来。就在他们铲着，撒着，清除树枝积雪的当儿，新的雪仍在下个不停。孩子们感到惊奇，老人们在回想：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的雪呢？住宅勤杂工在骂街，相互说道：“这些钱谁来付？没有那么多沙子、炭灰和畜用食盐。要是雪还不停，那等到这些雪融化那一天——雪会融化，这种事就像我们是住宅勤杂工一样，千真万确——那时候大家都会钻进地下室，小孩子会得流感，成年人也会得，就像一九一七年那样。”
下雪时，人们可以透过窗户往外瞧，可以计算。你的哈里表兄就干这种事，他本来不该计算这些雪，而是该给你写信。当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时，人们就可以跑到雪地上去，张开嘴巴，仰望长空。我就喜欢这样做，可我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布劳克塞尔说，我必须给你写信。当某个人是一只黑牧羊犬时，他就可以从他那白雪皑皑的茅屋里跑出来，去咬白雪。当某个人名叫埃迪阿姆泽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制作稻草人时，他就能够在鹅毛大雪不断纷飞时给鸟儿构筑雀巢，手拿鸟食，成为乐善好施的人。当白雪落到冲锋队的褐色帽子上时，人们就可以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当某个人名叫图拉，而且体态轻盈时，他就可以不留丝毫痕迹地穿过雪地，跑过雪地。在假期尚未结束，大雪仍然下个不停时，人们可以坐在暖烘烘的书房里，一边分门别类地整理自己的云母片麻岩和双色云母片麻岩，整理自己的云母花岗岩和云母石板，一边当自己的参议教师，吮自己的糖块。当某个人受雇于一家木工作坊当辅助工时，他就可以在骤然下起鹅毛大雪的天气，用木工作坊的木料做成雪铲，去挣外快。当某个人必须撒尿时，他就可以把尿撒到雪地上，也就是说，用热气腾腾的黄色笔路刻下自己的名字；不过，只能是很短的名字，我就曾用这种方式把哈里写到雪地上。那时候，图拉嫉妒我，用她那双系带子的鞋把我的签名给毁了。当某个人有长长的睫毛时，他就可以用长长的睫毛接住从天而降的雪花；不过，不仅仅是长长的睫毛，还必须是浓密的睫毛，燕妮在她的木偶脸上就有这种睫毛；当她伫立着，感到惊讶时，她那几乎是水汪汪的蓝眼睛就会在盖上白雪的睫毛下向外张望。当某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雪花飘舞的雪地里时，他就可以闭上双眼，倾听雪花飘落的声音；这种事我经常做，我听过多次。相对而言，可以把白雪视为棺罩；不过，也不一定非如此不可。作为一个胖乎乎的、在圣诞节得到一部雪橇的弃婴，可以坐着雪橇去滑雪；不过，没有人愿意带走这个弃婴。人们可以在纷飞的大雪中哭泣，不过除了图拉，没有人会注意到这种事情，而图拉用她的大鼻孔把什么事都注意到了，她对燕妮说：“你想同我们一道坐雪橇滑雪吗？”
我们所有的人都去滑雪，我们把燕妮也带上，因为白雪是为所有的孩子积在那儿的。白雪掩盖了哗啦哗啦下着倾盆大雨和燕妮躺在排水口时发生的故事，而且是多次掩盖。燕妮对于图拉的建议感到非常高兴，高兴得使人感到害怕。当图拉的面部不露声色时，她的脸在闪闪发光。因为燕妮的雪橇又新又时髦，所以图拉只是尽可能地给她提出建议。波克里弗克刻上花饰的雪杖同图拉的两个哥哥一道走了。图拉不愿意坐在我的雪橇上面，因为我老得抓住她，滑不好雪。我们的哈拉斯不能去，因为这条狗在雪地上简直像发疯似的；再说它也老大不小了，一只十岁的猎犬就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翁。
我们拖着我们的空雪橇走过朗富尔，直到约翰内斯草地。只有图拉有时让我、有时让燕妮拉着走。燕妮喜欢拉图拉，她往往自告奋勇地去拉。可是图拉只在自己高兴时才让人拉，而在有人愿意效劳时却又不让人拉。我们在青格勒高地滑雪，在阿尔布雷希特高地或者市里经营的约翰内斯山大滑道上滑雪。都说这条滑雪道危险，可我——更确切地说，我是个胆小的孩子——却宁愿在当做大滑雪道缓跑场地的坡度比较平缓的约翰内斯草地上滑雪。每当市立滑雪场上人太多时，我们往往就去森林的另一边滑雪。这一边在右面，从耶施肯塔尔路开始，在霍赫施特里斯后面一直延伸到奥利瓦森林。我们滑雪的这座山叫埃尔布斯山。一条滑雪道从这座山的山顶直接通到埃迪阿姆泽尔在斯特芬路的别墅园圃里。我们趴在雪橇上，四处张望着，穿过积着白雪的榛子树丛，穿过即使在冬天也散发出刺鼻气味的染料树。
阿姆泽尔老在室外工作。他穿一件鲜红的套衫。他那编织的、红色的紧身袜裤消失在胶皮靴子里。他身后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号安全别针，别着一条十字交叉地罩在套衫胸部的白色滑雪披巾。红色第三次出现，一顶有白色流苏的红毛线帽子箍在他的头上。我们真想笑，但又不能笑，因为一笑，雪就会从榛子树上掉下来。他在做五个小人儿，这些小人儿就像孤儿院里的孤儿似的。有时候，当我们埋伏在有积雪的染料树和黑色染料树豆壳后面时，有几个孤儿同女看守一道走进了阿姆泽尔的园子。他们身穿青灰色罩衫，头戴青灰色帽子，戴着鼠灰色的护耳。他们无父无母，冻得瑟瑟发抖地站在那儿当模特儿，一直站到阿姆泽尔给他们每人满满一纸袋糖果，他们才离去... -->>
图拉和我在小学都升了级——
应当得到的假期把阿姆泽尔和他的朋友带回维斯瓦河河口。当阿姆泽尔用虚线画渔船和渔网时，渔民们都在一旁观看。埃迪阿姆泽尔为渡轮画画时，轮渡工却看不起他。他在另一侧的马特恩家做客，同磨坊主马特恩预言未来，从各个方面给马特恩家的四翼风车画速写。就是同乡村教师在一起，埃迪阿姆泽尔也试图闲扯一会儿。不过，这位乡村教师得硬把他的学生打发走。这是为什么？同样，希温霍尔斯特的乡村美景可能也会唐突无礼地拒绝埃迪阿姆泽尔，因为他想画它那景象——有风的海滨和在风中的海滨头发飘舞、衣服飘荡的情景。尽管如此，阿姆泽尔还是画了满满一夹子画。他带着胀鼓鼓的绘画夹子乘车回到城里。虽然他答应他母亲学点正经东西——成为技术大学的工程师——可是他目前却在普富勒教授家进进出出，而且同应当成为国民经济学家但却比弗兰茨或者卡尔莫尔1更有叛逆精神的瓦尔特马特恩一样，下不了决心开始上大学——
1这两兄弟是席勒剧本强盗的主人公。哥哥卡尔为绿林好汉，弟弟弗兰茨为阴谋家。
这时，来了一封电报，他母亲把他召回希温霍尔斯特，回到他那垂危病人的病榻前。死亡原因据说是糖尿病。埃迪阿姆泽尔按照他母亲死后的面容，先画了一幅钢笔画，然后画了一幅红色的软铅笔画。据说，在博恩萨克下葬时他哭了。坟墓四周没有几个人。这是为什么？在埋葬了母亲之后，阿姆泽尔开始解散这个寡妇家庭。他卖掉一切东西，卖掉房子，卖掉经营渔轮、艇外推进机、拖网、熏鱼设备、滑轮组、工具箱和发出各种气味的百货商店。最后，埃迪阿姆泽尔竟被视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存在但泽市农业银行，这笔财产不声不响地生了好几年利息，钱也就不少了。
阿姆泽尔只从希温霍尔斯特带走了少量耐用物品。两本相册，几乎没有信件，他父亲的战争勋章——他父亲作为预备役少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家庭用圣经，一本乡村小学学生时代画满画的练习本，一些关于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将军们的旧书，以及奥托魏宁格的性与性格，同埃迪阿姆泽尔一道，乘着河中小岛轻便铁路的火车离开了那里。
这部典范著作对于他父亲非常重要。魏宁格试图在长长的十二章中否认女人有灵魂，以便在第十三章里，在论犹太教的标题下，断定犹太人是阴性种族，所以也就没有灵魂，犹太人只有放弃犹太教，才有可能指望摆脱犹太教。埃迪阿姆泽尔的父亲用红铅笔在容易记住的句子下面画了一道线，多次在边上写了“很对”的字样。预备役少尉阿尔布雷希特阿姆泽尔觉得第四八页上写得非常正确：“犹太人像女人一样，老喜欢一个靠一个地呆在一起，但他们却互不来往”在第四一三页，他打了三个惊叹号：“拉皮条的男人往往都信奉犹太教”在一句话的末尾，他在下面画了几道线。在第四百三十四页，他写上了“上帝保佑”以及“对于真正的犹太人来说，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东西是：直接存在、君权神授、椴树、喇叭、西格弗里德动机1、他自身的创造和‘我就是’这个词”——
1西格弗里德是德国古代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在尼伯龙根之四中有详细描述。
父亲用红铅笔画上线而特别强调的两个地方，对于儿子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规范的著作中谈到，犹太人不唱歌，不从事体育活动。阿尔布雷希特阿姆泽尔为了至少能驳倒这些命题，在博恩萨克组织了一个体操协会，在唱诗班里当一名男中音歌手。在音乐方面，埃迪阿姆泽尔练习弹生气勃勃、轻松愉快的钢琴，让他的童声高音区——这个高音区在中学毕业考试之后也不愿离开这个脑袋瓜儿——在莫扎特的弥撒曲中和小咏叹调中啁啾宛转；而在体育方面，他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拳球比赛中。
他好多年都是学校规定的棒球比赛的牺牲者，却心甘情愿地迅速穿上“青年普鲁士”体操协会的铬绿色体操裤，而且动员他的朋友——那位迄今为止在但泽曲棍球俱乐部打曲棍球的人参加“青年普鲁士”瓦尔特马特恩在取得协会主席同意，答应每周至少两次在下城运动场上为他的曲棍球俱乐部效力之后，才能把手球和田径运动登记人册，因为只是打这种舒舒服服的拳球比赛也许无法使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得到满足。
图拉和我都知道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
这是一个位于市立医院和海利根布隆盲人学校之间的训练场。那里有正规的草坪，但木板搭成的看台和更衣室已经陈旧，风从看台和更衣室的裂缝中钻进来。大运动场和旁边的两个小场地有手球、棒球和拳球运动员光顾。在火葬场附近的豪华的阿尔贝特一福斯特尔运动场建成之前，海因里希一埃勒尔斯运动场用来举办学生运动会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有时候足球运动员和田径运动员也到这儿来。
因为瓦尔特马特恩在去年中学生推铅球比赛和三千米长跑中获得了优胜，而且从此以后在运动员中享有体坛新秀的称号，所以能够为埃迪阿姆泽尔弄到入会许可，并使他成为“青年普鲁士”的成员。刚开始，他们只雇用他当巡边员。运动场管理员递给阿姆泽尔一把扫帚，更衣室必须清扫得无懈可击。此外，他还得给球涂上油，在手球场上用白垩撒上罚球区的标记。只是在瓦尔特马特恩提出抗议时，埃迪阿姆泽尔才成了一支拳球队的中锋。霍斯特普勒茨和西吉莱万德是后卫。维利多贝克是左前锋。瓦尔特马特恩成了一个很快就令人望而生畏的、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球队的“绳前击球手”因为埃迪阿姆泽尔在指挥，他是整个球队的心脏和中心，是一个天生的设计师。凡是霍斯特普勒茨和西吉莱万德在后场接到并传到中场的球，他都用临危不乱的下臂按照规定传给“绳子”马特恩这位重磅击球手和“绳前击球手”就站在那儿。他从空中接过球，却很少扣球，更多的是放弃击球。当阿姆泽尔懂得接过这些用狡猾手段放弃的球并把它们变成名正言顺的发球时，马特恩便把毫无危险、慢慢悠悠的球变成了势不可挡的积分球。因为如果一个球在发球时不能造成威胁，那它就会完全像发球时那样，以同样的角度弹回来，因此它也就是可以预计到的。可是，马特恩的球打的是下面三分之一，它一经发出，便会往后旋转，再弹回来。阿姆泽尔的特殊击球是一种看似简单但却是极其准确的前臂击球。他打出一些故弄玄虚的球。他躺着用反手击球，救起对手想用来制服他的重力击球。他立即就会认出直线球，用小拇指边一敲，或者亮出王牌，用快捷的正手一击赢得胜利。他常常使本队后卫弄糟的球化险为夷，跟魏宁格的论断相反，他是一个虽然被人讥笑但却是被人带着敬意讥笑的、非雅利安人种的拳球手，是“青年普鲁士”的运动员。
图拉和我都是证人——
阿姆泽尔得以减肥几磅，我们可以作证。能察觉到这次减肥的，除了我们，就只有当时十岁的胖丫头燕妮布鲁尼斯了。她像我们一样，发觉阿姆泽尔抖动的下巴变得结实，成了圆圆的下层结构。因为胸腔隆起来了，所以两个颤抖的乳头也就放弃他那小小的胸部，滑了下去，成了浅浮雕。不过，也可能阿姆泽尔一磅体重也没有减下来，只不过是他的脂肪分布得更均匀，通过体育锻炼发达起来的肌肉给以前无立足之地的脂肪层一个身强力壮的立足点罢了。他的躯干过去是个不成形的口袋，毛茸茸的，现在变得圆滚滚的，成了一个大圆桶。他的体形活像一个中国神仙或者所有拳球手的保护神。不，埃迪阿姆泽尔作为中锋，半磅体重也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两磅半。但是他却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使这种收益得到了净化。一个人能够指望的体重也是相对的。
不管怎样，阿姆泽尔玩弄他那一百九十八磅的身子一事——从外表看，有两百零三磅——很可能打动了参议教师布鲁尼斯，使他给娇滴滴的孩子燕妮同样开出了体育运动的良方。这位参议教师和那位钢琴教师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决定，每周送燕妮进三次芭蕾舞学校。在奥利瓦郊区有一条玫瑰巷，这条巷子从市场开始，弯弯曲曲地通向奥利瓦森林。那里有一个毕德迈耶尔式1别墅，在别墅沙黄色的灰泥上面，有一半被山楂树遮住，粘贴住了芭蕾舞学校的搪瓷牌子。把燕妮收进芭蕾舞学校就同接收阿姆泽尔进入“青年普鲁士”体操与体育协会一样，是通过说情办成的。因为费利克斯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多年来就是芭蕾舞学校的芭蕾舞钢琴家。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为扶把练习伴奏。从一位到五位所有的半蹲，都在细听他的慢板。他滋润着手臂的姿态。在轻快的踢腿时，他弹出示范性的速度，在支撑腿的踝骨上做小绷脚擦地这一动作时，他弹出使人全身淌汗的速度。此外，他的弹奏全是故事。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亲自看到过马里乌斯佩皮格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卡，看到过不幸的尼任斯基和不可思议的马辛，看到过范妮埃尔斯勒和巴尔巴里娜同时跳舞。没有人会怀疑，眼前见到的他就是一些历史性轰动事件的目击者。在毕德迈耶尔时代，当塔莉奥尼、格丽西、范妮塞里托和卢西勒格拉恩跳著名的大四人舞时，他一定在场，而且还撒了玫瑰花。当芭蕾舞葛蓓莉娅首次演出时，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弄到一个最高层楼座的位置。当然，芭蕾舞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能够按照钢琴改编谱在钢琴上反映出包括不幸的吉赛尔直到呵气而成的女气精在内的全部剧目。根据他的推荐，拉娜夫人开始把燕妮布鲁尼斯变成一个乌兰诺娃2——
11814～1848年德国的一种文化艺术流派，表现自呜得意的庸俗生活。
2乌兰诺娃（1910～1998），苏联第一位首席芭蕾舞女舞蹈家。
没有多久，埃迪阿姆泽尔便成了坚持不懈的观众，而且是从钢琴那里往外看。他带着一本速写拍纸簿，一支有创造力的软铅笔，以迅速的目光追随着扶把练习，当男孩和女孩——一部分是市立剧院儿童芭蕾舞团成员——能够进行扶把练习时，他立即就能将各种不同的姿势更加令人愉快地画到纸上。拉娜夫人往往需要阿姆泽尔的绘画技术，她借助速写来给她的学生说明一种符合规定的屈膝。
燕妮在芭蕾舞大厅里显现出一种一半是不幸、一半是滑稽的形象。虽然这个孩子非常勤奋，跟得上所有的综合项目——在跳布雷舞步时，她是怎样孜孜不倦地换着那双小脚啊；她那胖乎乎的小尚日芒同熟练的芭蕾舞迷的小尚日芒相比，显得多么动人啊；当拉娜夫人同儿童班一道练习小天鹅时，燕妮那种使灰尘和几百年时光都冰消瓦解、被严格的夫人称为天鹅湖目光的眼神是怎样在闪烁着微光啊——但是，在展现所有的芭蕾舞女演员的形象时，燕妮却像一头想要变成失重女气精的粉红色小猪。
为什么阿姆泽尔要一再利用燕妮不幸的阿拉贝斯克舞姿，利用燕妮扣人心弦的二位原地旋转画出速写来呢？因为他的铅笔并没有放过肥胖的特点，就揭示了燕妮那种在所有的脂肪之下闪烁着的、舞蹈般的线条。而拉挪夫人也证实，在脂肪之中就要升起一颗小核桃般大小的芭蕾新星。现在人们只需懂得，在越来越热的平底锅内熬板油，一直熬到一个符合跳芭蕾舞要求的瘦油渣在劈劈啪啪的火焰上能做著名的三十二个转身的弗韦泰时为止。
亲爱的图拉：
当埃迪阿姆泽尔成为燕妮的观众时，当阿姆泽尔在傍晚时分作为中锋帮助他那个拳球队获得胜利时，燕妮布鲁尼斯正在草坪梯地上观看。就连阿姆泽尔在练球时，也就是说，当他让轻巧的拳球在扁平的前臂上跳，可以念三串念珠祷告那么久时，燕妮都张着像扣眼那么大的嘴巴，惊得目瞪口呆。这两个人以他们总共三百二十磅的重量，组成尽管不是闻名全城但也在郊区很著名的一对。因为朗富尔郊区所有的居民对于燕妮和阿姆泽尔的了解，与他们熟悉那个带着儿童铁皮鼓的小家伙的程度完全一样。只不过所有人都叫做奥斯卡的那个侏儒，被视为不可救药的离群索居者。
我们大家——
图拉、我和图拉的两个哥哥，在运动场上遇到了阿姆泽尔、胖丫头燕妮和绳前击球手瓦尔特马特恩。还有另外一些九岁儿童也在那儿聚会。他们是：亨斯兴马图尔、霍尔斯特卡努特、格奥尔格齐姆、赫尔穆特莱万多夫斯基、海尼皮伦茨和雷万德兄弟。我们在同一个少年队中队。我们的中队长海尼瓦斯穆特顶住好几个体育协会的抗议，终于实现了我们可以在铺有炉渣的跑道上练习接力赛跑、穿着制服和便鞋在运动场的草坪上进行操练的想法。有一次，瓦尔特马特恩质问我们的中队长。两个人都冲着对方大吼大叫。海尼瓦斯穆特出示官方命令和运动场管理处的证件，然而公然以揍人相威胁的马特恩却终于达到了目的，以后再也不许我们穿着制服和便鞋踏进铺有炉渣的跑道和运动场的草坪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在约翰内斯草地进行操练，只是以个人的名义，穿着体操鞋光顾海因里希一埃勒尔斯运动场。因为是在午后，所以这时太阳已经倾斜。所有的运动场上都很热闹。发出各种声音的裁判员哨子在鸣笛开始或结束各式各样的运动队的比赛。运动场上射进了球，交换场地，踢了高球，用力发球。人们在传球，投球，钉住对方，迷惑对方，围住对方，重新布阵，带球绕过，带球越位，输球，赢球。碎炉渣跑进体操鞋里。在遐想中期待着答访比赛。火葬场的烟子显示着风向。人们在擦着球棒，给球涂油，测定斜面场地，填写表格，祝贺胜利者。屡屡放声大笑，经常大喊大叫，有时候也又哭又闹，运动场管理员的猫也老是气呼呼的，而每个人都听我图拉表妹的话。所有的人都怕瓦尔特马特恩。有些人偷偷地向埃迪阿姆泽尔扔小石子。很多人都绕道避开我们的哈拉斯。走在最后的人得把更衣室锁上，把钥匙交给运动场管理员。图拉从来不做这种事，我有时候做这件事。
有一次——
燕妮布鲁尼斯哭的时候，图拉和我都在场，因为当时有人用凸透镜在她的绿色新衣服上烧了一个洞。
据说，几年之后——图拉和我不在场——有几个在那儿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的中学生，把运动场管理员的猫放到一个正在打盹儿的同学脖子上。
另外有一次，燕妮、阿姆泽尔和马特恩都不在，因为燕妮要上芭蕾舞课，图拉给我们偷了两个棒球，而一个体操与击剑协会的小伙子却被怀疑有偷窃行为。
有一次拳球比赛之后，瓦尔特马特恩、埃迪阿姆泽尔和燕妮布鲁尼斯躺在小运动场旁边的梯形上堤上。这时，确实发生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看起来很好玩。
我们往旁边挪了几步躺下休息。图拉、哈拉斯和我都无法把目光从这群人身上挪开。正在落山的太阳从耶施肯塔尔森林那边不断地斜眼偷看运动场。在铺上炉渣的跑道边上，没有修剪的草投下长长的影子。我们没有考虑从火葬场烟囱里冒出来笔直上升的浓烟。有时候，埃迪阿姆泽尔的哈哈大笑声传到我们耳里。哈拉斯汪汪地叫了两下，我不得不把它的颈圈抓住。图拉在用双手拔草。她不听我的话。瓦尔特马特恩在那边扮演某个戏剧中的角色。据说，他在修话剧课。有一次，身穿白衣但衣服上可能有草迹的燕妮从那边向我们挥手。我小心翼翼地对她挥手，直挥到图拉把她那张有大鼻孔和门牙的脸转向我为止。蝴蝶们在忙忙碌碌。大自然在漫无目的地爬行，丸花蜂发出嗡嗡声没有，没有丸花蜂。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时分，我们分成几拨人坐在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上。在夏日的一个黄昏时分，最后几个队的比赛已经结束，跳远的沙坑正在平整。这时，我们先是听见然后又看到的东西是“策佩林伯爵号”飞艇。
我们知道，飞艇肯定会来。所有的报纸都已经宣布了这件事。最初是哈拉斯变得狂躁不安，后来我们还听到——图拉在前面——响声。虽然“策佩林”应当从西边来，而且越来越大。现在，它正突如其来地悬吊在奥利瓦森林上空。当然，刚好太阳正在西沉，因此“策佩林”不是银白色，而是玫瑰色。现在，当太阳落到卡尔斯山后面，而飞艇往公海的方向航行时，玫瑰色逐渐变成了银白色。所有的人都站着，手搭凉棚，把光遮住。从职业与家政学校传来合唱的歌声。姑娘们分成多声部，歌唱策佩林。一个小型吹奏乐队试图把类似霍恩弗里德贝格进行曲的东西，吹到“策佩林”的高度上去。马特恩极力把目光投向别处。他对“策佩林”有所不满。埃迪阿姆泽尔用那双粗短胳臂上的小手鼓掌欢呼。就连燕妮也在欢呼：“策佩林！策佩林！”像一个球似的蹦蹦跳跳。甚至就连图拉也张大鼻孔，恨不得把“策佩林”给吸住。哈拉斯所有的不安都集中在尾巴上。“策佩林”银光闪闪，就连喜鹊都想把它给偷走，当巴登魏尔进行曲在“策佩林”的高度追随霍恩弗里德贝格进行曲时，当职业学校的姑娘们没完没了地歌唱神圣的祖国时，当“策佩林”往赫拉半岛方向飘去，变得越来越小，然而却越来越亮时，从市立火葬场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我敢肯定——正在不断地笔直上升。不相信“策佩林”的马特恩正在暗中监视这股福音新教的浓烟。
我的图拉表妹——
平时她往往犯错或者同别人一道犯错，而在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上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时，她却毫无过错。瓦尔特马特恩干了一些事儿。对于他的行为，有三种说法：他不是在更衣室里散发传单，就是用襁糊往木头看台的长凳上贴传单，而且是在舍尔米尔九八队对体操与击剑协会队的手球比赛前不久，或者说是在所有的球场比赛和练球期间，他把传单偷偷地塞进年轻运动员和元老运动员挂着的上衣和裤子口袋里。据说在做这种事情时，运动场管理员在更衣室里把他当场拿获。至于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却无关紧要，因为现在不管是公开散发还是用襁糊张贴，或者偷偷塞进别人口袋，这些传单全都一样，是赤色的。
可是，因为最初由劳施宁、然后由格赖泽尔主持的但泽市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解散了共产党，一九三六年解散了社会民主党，而由施塔赫尼克博士任主席的中央党于一九三七年十月自行解散，所以，大学生瓦尔特马特恩散发传单的行动——他仍然没有上大学，而是在演戏——就被视为非法的了。
虽说如此，人们还是不想引起轰动。在运动场管理员住所——运动场管理员科施尼克在二十年代初就已享有田径运动员的称号——在体育运动优胜杯、运动员照片和加上了镜框的证书之间进行了短时间的谈判，瓦尔特马特恩被“青年普鲁士”除名。据说，在谈判过程中，埃迪阿姆泽尔带着责备的目光，仔细地观察一个标枪运动员的青铜塑像。有人也不讲任何理由，就迫不及待地劝阿姆泽尔退出体操协会。人们在把亲手书写的证书——这些证书将使最后一次比赛时阿姆泽尔拳球队的胜利永世长存——交给两个昔日的“青年普鲁士”成员带回家之后，便以运动员的方式握手告别。“青年普鲁土”的所有成员，还有运动场管理员，在打发埃迪阿姆泽尔和瓦尔特马特恩走时都说了一些小心谨慎的抱歉话，而且答应不向协会报告。
瓦尔特马特恩在曲棍球俱乐部里仍然是受人尊敬的成员，他甚至还报名参加了滑翔飞行员讲座。据说，在新出现的滨外沙洲上的卡尔山，他进行过多次十二分钟的飞行，从空中给泻湖拍照。只有埃迪阿姆泽尔停止了体育活动。他又操起了他的艺术，而我的表妹也在一旁协助。
图拉，你听：
有时候，也许大街上根本就没有安静下来，我却听见我的头发在生长。我没有听见手指甲在长，也没有听见脚趾甲在长，只听见头发在长。因为你有一次揪住我的头发，因为你把你的手在我头上放了一秒钟，但又是无限久——我们坐在木材仓库里，在你那些特别长的、像我的头发一样呈波浪形的刨花收藏品之间——因为你在后面，但总是藏在木材仓库里说：“这可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因为你认出了我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我的头发就闹独立了，它几乎不再属于我，而是属于你。我们的哈拉斯属于你。木材仓库属于你。所有的熬胶锅和拳曲漂亮的刨花都属于你。尽管我在为布劳克塞尔写作，但是我也属于你。
可是，图拉刚把手从我头发上抽回去，刚讲了一点有关我头发的事情，她就已经越过青的方形厚木板，在一些竖放着的胶合板之间穿行而过，到了外面，到了木工作坊院子里，而我，披着仍然带电的头发，在后面走得太慢，没法阻止她对钢琴教师和芭蕾钢琴家的谋害。
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走进院子。他直挺挺地走进来，向前弯下腰，想从工长那儿知道，圆锯和凿榫机准备什么时候安排一次比较长时间的休息，因为他这个昔日的钢琴演奏家和现在的芭蕾钢琴家打算非常轻声地练一会儿比较复杂的钢琴曲，一种所谓的柔板。一个星期有一两次，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请我们的工长或者我父亲帮个忙，他的请求每次都——尽管不是每次都立即——得到了满足。工长刚点完头，把拇指伸向圆锯，说他只还有两块厚木板要锯了；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那些啰啰嗦嗦的、看起来像圆锯一样危险的鞠躬之后，刚离开机器问，还没走到去院子门口的一半路程——我们刚巧从木板仓库爬出来——这时，我的图拉表妹就把我们的看家犬哈拉斯的链条解开了。
刚开始，哈拉斯得到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还没有任何特别的举动，因为平时如果解开它的链条，就会立即把它系在皮带上。可是后来，刚才还在怀疑、还斜着脑袋的哈拉斯突然四肢一纵，腾空而起，然后又落下地来。它忽地斜穿过院子，在丁香树丛前转过身来，伸长脖子，顶着一个锯木架，故意绕着呆若木鸡的钢琴家转来转去，不断发出汪汪声，毫无恶意地扑来扑去，两条后腿跳跳蹦蹦的。只是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要溜之大吉时，图拉从狗舍里——她手里一直拿着链条的弹簧扣——用她那刺激性的嘘嘘嘘声唆使我们的哈拉斯去咬人，哈拉斯这才跟在钢琴家后面，咬住了他的男式小礼服。在上钢琴课时，只穿一件天鹅绒短上衣的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当他要练会一支高难度的音乐会乐曲，或者给高傲的、就好像真的在场的听众演奏时，就要匆匆罩上一件音乐会上穿的小礼服。
小礼服被咬坏了，我父亲只好赔一件。除此之外，钢琴家没有发生任何令人痛苦的事情，因为工长和木工师傅能够把我们那只黑色的、拽住节日盛装的哈拉斯，把这只本来就一直在嬉戏的畜生拉回去。
图拉肯定要挨揍了。可是图拉溜了，没有受到惩罚。我为这件事挨了揍，因为我没有制止图拉，而是站在那里袖手旁观。我作为木工师傅的儿子责无旁贷。我父亲用一根椽子接我，直接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德雷森工长又劳他大驾光临——提出抗议时才住手。他用一把放在小礼服里袋内的、躲过了我们哈拉斯猛扑劫难的小毛刷，先是逆着毛发生长的方向刷他那艺术家蓬乱的长发——对于这种景象，哈拉斯只好发出猜猜声，忍受下去——然后像往常一样，再梳刷成狮子头发型。他这样做，是要让人们去思考，该受惩罚的是图拉或者这条狗。可是，图拉曾经站过的地方，现在只是一个窟窿，而我的父亲又是从来不接我们的哈拉斯的。
图拉，你听：
半个小时之后，圆锯安静下来了。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凿榫机和整流器也安静下来了。带锯不声不响。哈拉斯又被拴上链条，懒洋洋地躺在地上。电动刨低沉的隆隆声停止了。从费尔斯讷-伊姆布斯的音乐室里十分清晰地传来阵阵柔和的、异常缓慢的、时而庄严时而哀伤的琴声。这些琴声直挺挺地穿过木工作坊院子，爬上出租房屋的正面，在三层楼的高处往下坠落，然后再聚集拢来，又飘散开去。伊姆布斯在练那支难度很大的曲子，练那支所谓的柔板。这首曲子延续的时间有原来的三倍，为此，工长用黑色配电板上的把手关掉了所有的机器。
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图拉坐在木材仓库深处，在油毛毡屋顶下，长长的鬈发上沾满了锯末。她想听乐曲，可是乐曲并不萦绕在她的脑海里。钢琴家的音乐会演奏曲子引诱着我。我从丁香树小园围四周的篱笆上爬过去，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像玻璃一样的绿色光线是昏暗的音乐室内的光束。两只施展魔法的手和一个头发雪白但看起来仍然是绿色的脑袋罩在电灯光束里——正在着了魔法的钢琴键盘上弹奏的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连同乐谱，都罩在这种光束里。巨大的沙钟既默默无声，又勤奋努力。瓷器芭蕾舞女演员也把她那按照阿拉贝斯克舞姿水平伸长的瓷器腿伸进绿色光束之中。埃迪阿姆泽尔和燕妮布鲁尼斯身上像长了霉似的，坐在后面的沙发上。燕妮穿着一件柠檬黄的衣服。阿姆泽尔没有画画。两个听众往日那张健康的、像苹果一样有光泽的脸蒙上了一层病态的苍白。燕妮的手指把水下光线变成肉质的海藻，她把这十根香肠般的手指叉在一起。阿姆泽尔用两只手搭成一个平展展的篷，托着下巴。费尔斯讷多次津津有味地重复着某一段特别忧伤的快速经过句——曲中表现了呼唤、分离、远去，冲浪、云头、列队飞翔的鸟群、爱情迷魂汤、林中乐趣和夭亡——紧接着，在屋子里最后面的地方，在上了漆的小托架上，当金鱼在玻璃缸里抽搐时，他又一次演奏这首极其轻柔的曲子，给人们助兴——曲中表现出疲惫不堪的神情，有过门，有兴高采烈的场面——他同绿色空气中的十指一道久久地倾听着弹在钢琴上的最后一个音符，一直到让凿榫机和整流器、圆锯和带锯按照约定停工半个钟头的时间结束为止。
在伊姆布斯音乐室里呆若木鸡的人们开始活动起来。燕妮的手指松开了。阿姆泽尔用手指搭成的篷倒塌了。费尔斯讷从绿色的室内空气中收起他的手指。现在，他才给客人们看他那件放在后面而边上已撕碎的小礼服。这件糟糕透顶的衣服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了埃迪阿姆泽尔手里。
阿姆泽尔拿起衣服，数一数剩下的那些还能把衣服扣上的纽扣，用叉开的手指检查每一个破损处，演示一只牧羊犬受人唆使猛扑时所造成的危害，紧接着，在富有教育意义的引子之后，转入弥撒曲。他透过尖角形窟窿仔细察看，透过开襟窥视，用两根狡猾的手指放大裂开的线缝。他是燕尾服燕尾下面的风，终于钻了进去，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件庄重的蹩脚衣服上。他既在改变自己，也在改变这件衣服。他穿着这件伤残的小礼服给应邀前来的观众表演。阿姆泽尔的外表令人担心，阿姆泽尔引起人们的同情，阿姆泽尔这个跛子啊，阿姆泽尔这个全身发抖的人啊，阿姆泽尔在风中，在雨中，在履薄冰。他是飞毯上的乌尔姆的裁缝，是大鸟福尔克，是仙鹤哈里发，是乌鸦，是猫头鹰，是啄木鸟，是在晨浴的麻雀，是马后面的麻雀，是大炮上面的麻雀。许多麻雀碰到一起，相互谩骂，叽叽喳喳地商量，然后又分散开去，对掌声表示感谢。阿姆泽尔身穿小礼服的小把戏在掌声之后又接着开始。他表演能重新活动自如的祖母，轮渡工牙疼，神父逆风而行，舒格尔莱奥在公墓大门口，参议教师们在休息大院。不过，所有的人都绝非胖子，而且同浴场管理员的形象毫不相干。有一次，他匆匆忙忙穿上衣服，扮演碍手碍脚的支豆蔓细杆和四翼风车，他是幽灵和魔鬼，是十字路口和不祥的数字七。一个蹦蹦跳跳、骨瘦如柴、小得可怜的幽灵抓住瓷器芭蕾舞女演员，把她从钢琴上拿走，用蝙蝠翅膀向她求爱，可怜巴巴地占有她，让她穿着像哈拉斯一样黑黑的、越变越长的衣服，毫无信仰地消失，而且似乎要永远消失一样。谢天谢地，它又安然无恙地重新露面了，又回到了钢琴家园。他的表演暂告结束，这时大家缠住他再加演节目。他再一次有点喜欢上化装舞会了。他表演各种动作，博得了阵阵掌声。他感谢我们的哈拉斯，因为它嘴上有嚼子，他对木材仓库里那个远处的图拉表示敬意，因为图拉给哈拉斯，而哈拉斯又给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最后是费尔斯讷的小礼服又在埃迪阿姆泽尔心里解开了小钩，揭开了井盖，让格罗申1掉到井里去，让一粒种子长出思想来。阿姆泽尔童年时播下的种子，可望在收获时让粮仓也装不了——
1昔日德国辅币，一格罗申相当于十芬尼。
埃迪阿姆泽尔刚脱下黑色的衣服，刚作为熟悉、随和的阿姆泽尔重新站在泛着绿色光线的音乐室里，便把他的道具折叠整齐，拉着一半是胆怯、一半是高兴的燕妮的小手，拿着伊姆布斯的小礼服，离开了钢琴家和他的金鱼。
图拉和我——
我们当然想到，阿姆泽尔会把撕得一塌糊涂的衣服带走，拿去找裁缝。可是，没有一个缝补匠得到这份工作，因为我们的哈拉斯把它给抓住了。因为我父亲得赔一件崭新的上衣，所以我的零花钱也减少了一半。为此，木工师傅大概会要求留下那件破衣服，比方说在机器间派上用场吧——那儿随时都需要擦油布——可我父亲付了钱，没有提出要求，甚至还像木工师傅经常道歉时那样，清清嗓子，既狼狈又傲慢地向人道歉。阿姆泽尔仍然是这件虽然残缺不全却是可以修改的小礼服的受益者。从此以后，他的才能不仅仅奉献给素描和水彩绘画；从此以后，埃迪阿姆泽尔虽然不打算吓唬鸟，却造了一些真人一般大小的稻草人。
在这里可以断言，阿姆泽尔并不具有特别的鸟类知识。人们既不能说图拉的表兄是犬学家，也不能因为稻草人的缘故，把埃迪阿姆泽尔称为鸟学家。人们也许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麻雀同燕子、猫头鹰同啄木鸟区别开来。甚至在埃迪阿姆泽尔眼里，椋鸟和喜鹊也并非同样偷窃成性。可是在他看来，红胸鸲和红腹灰雀、白脸山雀和苍头燕雀、金翅雀和夜莺却毫无区别，都是鸣禽。譬如像这样的问答游戏——“这是什么鸟？”他就回答不出来。没有人曾经见他翻阅过布雷姆1。有一次我问他：“山雕或者鹪鹩，哪个更大？”这时候，他眨眨眼，回避道：“我的天，当然是这样。”可是对于麻雀，他的眼光却非常敏锐。连精通鸟类的行家都不能做到的事情，阿姆泽尔却能做到。他能区分一群、一大群、一大群济济一堂的麻雀，也就是所有人都认为没有颜色的麻雀，把它们逐个区别开来。他能估计到在檐沟里洗澡的、在马车后面叽叽喳喳吵嚷的和在最后一次铃声之后突然闯到休息大院的麻雀数目。这些麻雀纯粹是非群居动物，却偏偏要装扮成群体的社交聚会。在他看来，就连那些使他出名的乌鸫，从来不是，甚至在白雪覆盖的园子里也不是清一色的黑颜色和黄接嘴——
1布雷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著有布雷姆的动物生涯。
尽管如此，埃迪阿姆泽尔并没有制造稻草人来对付他所熟悉的麻雀和喜鹊，出于形式上的原因，他并不针对任何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打算给一个危险的、有创造性的世界证实自己的创造性。
图拉和我——
我们知道，埃迪阿姆泽尔在那儿设计和制造他的稻草人。不过，他并不把这些稻草人称作稻草人，而是称作“雕像”他在斯特芬路租了一座宽敞的别墅。遗产继承人阿姆泽尔很富有。别墅的底层装有椴木护墙板。斯特芬路横穿朗富尔郊区西南部。它在耶施肯塔尔森林下面与耶施肯塔尔路分岔，通向募捐与孤儿院，接近朗富尔消防队一带。在那里，别墅挨着别墅，还有几个领事馆——拉脱维亚领事馆和阿根廷领事馆。在绝非朴实无华的铁栅栏后面是计划中的园圃。那里有黄杨、紫杉和山楂树，还有珍贵的英国草坪。这种草坪夏天必须浇灌，冬天则免费覆盖在白雪下面。垂柳和银枞分列在别墅两侧，高出别墅，给别墅遮住太阳。匍匐类果树的果实带来不少麻烦，喷水池老得修整，园回工人声明辞职。警卫与保安公司使盗窃犯无从下手。尽管消防队就在孤儿院后面，消防队的练习塔高高耸立在所有银枞之上，但仍有两个领事和一个巧克力厂主的夫人申请火警报警器，并随即获得批准。火警报警器可以使两支消防队在二十七秒钟内接近房屋正面的白色横线脚，以及申克尔只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的大门的常春藤。夜晚只有少数窗户亮着灯光，除非是“安格拉斯”巧克力工厂厂主举行招待会，那时，人们可以听到在两盏路灯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脚步声来来往往。总之一句话，这是一个安静、雅致的小区。在这个小区内，十年当中只发生过两起杀人案，听说还有过一次谋杀未遂。
瓦尔特马特恩以前住在老城区，住在卡尔芬赛根的一间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里。他很快就搬进了阿姆泽尔的别墅，住着两个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厅。有时候，一些女演员住在他那儿，因为他还不想开始国民经济学的学习；不过，位于煤炭市场旁的市立剧院的全体配角演员接受了他。瓦尔特马特恩扮演许多庶民百姓当中的一个平头百姓，全副武装者当中的一个持枪者，六个拿蜡烛的仆人当中的一个仆人，酩酊大醉的雇佣兵当中的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人，怨天怨地的农民当中的一个牢骚满腹的人。他扮演戴上面具的威尼斯人，扮演哗变的士兵，扮演六先生之一。这些先生同六位太太一道，应当赋予第一幕中的生日聚会、第二幕中的踏青、第三幕中的葬礼、最后一幕中的轻松愉快的遗嘱启封以丰富的内容，营造闲聊的、打情骂俏的、哀伤的和使人兴高采烈的气氛。虽然在这些表演中说不上两句连贯的话，但瓦尔特马特恩却由此积累了他最初的舞台经验。此外，他还想牢牢地打下他表演天才的基础，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令人心惊胆战。他每周两次让市里著名的喜剧演员古斯塔夫诺尔德给他讲喜剧课，因为马特恩认为，对他来说，悲剧表演才能本来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只是在喜剧方面，他还有所欠缺。
当阿姆泽尔别墅两个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厅不得不倾听瓦尔特马特恩扮演弗洛里安盖尔1念出的台词时，第三个同时也是最大的厅——像戏剧学校的学生活动大厅一样，装有椴木护墙板——就成了阿姆泽尔工作方式的证人。厅里几乎没有家具，在结实耐用的椴木天花板上有粗糙的屠户挂钩，在猫头小吊车上面还有链条，它们同原物一般大小，紧挂在护墙板下面。在矿工更衣室和干燥室里也是按照类似原则工作的，镶木地板上空空如也，天花板下拥挤不堪。有一件家具，是一张斜面桌，真正的斜面桌，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桌子上面放着那部典范作品，书是打开的。这是一部有六百页的著作，一部无与伦比的著作，一部邪书，是魏宁格的作品。作品上有判断错误、评价过高、销售量大、发生误会、过于了解和标着父亲边注与魏宁格脚注的绝招。性与性格，第十三章，第四五页上写着：“姑且这样讲，犹太教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巨大功绩或许仅仅在于：不断使雅利安人意识到自我，使他回复到自身（‘自身’为粗体）。这就是雅利安人之所以要感谢犹太人的地方。他通过犹太人知道，他要提防什么。他要提防犹太教有可能渗入自己心中。”——
1弗洛里安盖尔（1490～1525），德国骑士、军队首脑和外交家，马丁路德的信徒。
埃迪阿姆泽尔怀着传教士的激情，给椴木天花板下面那些已经完成的、摇晃着的假人和所有的木头架子及铁丝架子，朗诵这些类似的、有时候是针锋相对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格言。那些假人和架子在发亮的镶木地板上，作为无定型的但仍然是在进行讨论的社交圈子挤满了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大厅。人们在无拘无束地闲聊着，听埃迪阿姆泽尔这位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才智过人的、往往是原原本本、客观真实而仅只在必要时才主观臆断的、亲切友好的、无所不在的、绝不会贸然生气的、淡然超脱的主人讲：女人和犹太人是怎么回事，根据魏宁格的说法，人们现在是否必须剥夺女人和犹太人的灵魂，或者说，只是剥夺女人或只是剥夺犹太人的灵魂是否就够了，从人类学的观点看，犹太教是否因为从经验主义的方面来推导，就同坚定的信仰相矛盾。这个信仰就是：“其实可以说所有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不过，只是为了讨论的缘故，人们在极端反犹太主义者身上往往不能充分地察觉到犹太人的品质。就譬如说瓦格纳1吧，虽然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永远也创作不出帕西发尔。人们同样也可以区分，在雅利安人的社会主义和典型的犹太人的社会主义之间进行区分，因为据我们所知，马克思就是犹太人。因此，不管是女人还是犹太人，都不能理解康德的理性，甚至连犹太复国主义也无法理解。您瞧，犹太人就是偏爱动产。英国人也这样做。刚才，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犹太人缺少的东西。归根到底，他们简直是不仅对国家感到陌生，而且但是，不管他们来自何处，在中世纪，直至十九世纪，直至今日，这种情况都在反复出现——可以说，可以说，这笔账都算在基督徒名下。完全相反，我亲爱的——您往这边看，您可是熟读圣经的，或者说，是这样吧！雅各怎样对待他垂死的父亲呢？他骗了以撒，哈哈哈。他骗了以扫，那好吧，拉班的情况也并不美妙。不过，这种情况却比比皆是。是呀，假如我们从百分比看，与严重犯罪有关的东西，都是雅利安人干的，而不是其他人。能够证实这一点的也许就是：在犹太人看来，既没有善，也没有恶。同样，他们不知道孕育天使，更不用说孕育魔鬼了。现在，我谈谈彼列2形象和伊甸园吧。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一看法：犹太人既没有达到至高无上的道德高度，也没有堕落到深不可测的道德深渊。因此，为数不多的暴力犯罪，与此类似的还有女人，都再一次证实：在各个方面都缺少伟大崇高的东西。要不然，您可以当场给我举出这样一个圣徒来，这才是绝招！因此我说：我们只醉心于种类，而不管个体，就连众所周知的家庭意识也只有这样一个逐渐增长的目的，确实，因此就出现了诱人通奸的现象，拉皮条的犹太人也就成了高贵的对立面。不过，魏宁格讲得并不清楚的是：不管是他还是别的人都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落入暴民手中，他既没有受到抵制，也没有被赶走，他最终还是一个人。然而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他还是说不清楚。他每每谈到张伯伦3。最后他自言自语道：类似情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女人有关。但他要剥夺两者的灵魂。说实在的，这只不过是有点近乎相拉图式的做法罢了。您忘了。我什么都没有忘，我最亲爱的朋友。他举出一些事实，譬如：真的吗，人们用这些例证什么事都可以一段列宁的引文，是不是？瞧，是这样吧！您看，达尔文主义在当时能赢得大多数的信仰者，就是因为这个猴子理论；因此，下述情况并非偶然：就像过去在阿拉伯人那里一样，化学一直掌握在确实有种族亲缘关系的人手中，所以，它只不过是医学当中的一个化学流派罢了，而这时还有自然疗法。我们在这里最终还是醉心于生物体和非生物体。歌德把人造人的企图——他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赋予瓦格纳，而不是浮士德，因为他的助手瓦格纳——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推测——具有典型的犹太人的特点，而浮士德则不然，因为他们所有的天赋都已经失灵。那么斯宾诺莎呢？我们所说的正是此人。因为如果歌德不把他的著作当成最爱看的读物，那么至于海涅，根本不值得一提。英国人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也没有最受人喜爱的读物。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斯威夫特和斯特恩就不是人们最爱读的作家。关于莎士比亚，我们知道的情况仍然太少。他们肯定是能干的经验主义者，是现实政治家，却从来也不是心理学家。尽管如此，仍然有心理学家，不，不，我亲爱的，您让我把话说出来吧。我指的是英国式的幽默，犹太人从来也不会有这种幽默，而至多也只不过是滑稽，爱开玩笑罢了，简直就像女人一样。可是幽默呢？从来就没有！我会给您讲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相信；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所以能够变得什么都有；因为他们有成为概念的倾向，所以就有了法学；因为他们对于不可侵犯的或者神圣的东西不合适，甚至根本就不合适；因为他们诽谤一切，往往是无耻地诽谤；因为他们既不赋予一个基督徒以基督教信仰，也不给一个犹太人以洗礼；因为他们具有各种虔诚，各种真正的热情；因为他们有席勒那种对全世界的亲吻；因为他们既无法寻找，也无法怀疑，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怀疑；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因为他们既不光辉灿烂，也不着魔疯狂；因为他们既不胆战心惊，也不勇气百倍；因为他们并不英勇，而往往只会讽刺；因为他们像海涅；因为他们得不到支持；因为他们只搞破坏，他们只能干这种事，而从来不会干别的事；因为他们从不绝望；因为他们没有创造能力；因为他们会唱歌；因为他们不做任何事情，不去思考；因为他们单纯幼稚；因为他们害羞，体面，胆小；因为他们从不惊讶，不会震惊，只有物质生活；因为他们得到荣誉；因为他们有着深层的性爱；因为他们讲求仁慈、爱情、幽默。我说，是这么回事，幽默、仁慈、荣誉和歌唱，还有一再出现的信仰、椴树、西格弗里德主题、喇叭和直接存在。我说，走开，是这么回事，走开。您就让我把话讲完吧：走开，走开！”——
1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帕西发尔是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
2彼列，即魔鬼撒旦，伊甸园中的蛇。前面提到的以撒是雅各的父亲，拉班是雅各的舅舅，都是圣经中的人物。
3张伯伦（1855～1927），英国出生的亲德派政治家。
这时，埃迪阿姆泽尔步态轻盈地离开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却仍然没有合上奥托魏宁格那本典范著作，因为在这当儿，椴木护墙板之间的鸡尾酒会正在谈论别的话题，谈论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并发症。他只保持一定的距离，打量那些才放在架子上却已经在夸夸其谈、支持某些意见的假人。他顺手到箱子里去抓——不过并非毫无选择——抓住一些东西，乱扔一气，经过一番挑选，然后就像他装饰那个挂在椴木天花板下面的链条和屠户钩子上的社交圈子一样，开始用类似方式装饰镶木地板上那个兴致勃勃的社交圈子。埃迪阿姆泽尔用废报纸和他从正在修缮的住宅那儿收购来的裱糊纸零头来粘贴。海滨浴场船队淘汰的旗帜碎片、几卷卫生纸、空罐头盒、自行车的钢丝、灯罩、花边和圣诞树装饰品决定着这种时装的式样。他用一大钵冷胶，用被拍卖的、放有樟脑丸的和寻找到的东西变戏法。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稻草人，或者像阿姆泽尔所说的假人，在美学的平衡对称方面、细节的考究方面以及外部线条病态的修饰方面，都不如那些据说是乡村学生埃迪阿姆泽尔在故乡希温霍尔斯特制造了好几年、放在维斯瓦河河堤上而且还赚了钱的稻草人。
阿姆泽尔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实质性损失的人。后来，瓦尔特马特恩一离开他的椴木护墙板和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也同样指出：虽然有令人震惊的才能，但不能忽视的是缺少了过去那种阿姆泽尔式创造者的狂热。
阿姆泽尔在朋友面前为自己辩护，把他的一个装饰精美的假人放到阳台上。这个阳台紧挨着装有护墙板的大厅，被耶施肯塔尔森林的山毛榉树遮住。虽然如此，这个模特儿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因为那些忠诚、老实的麻雀都不正眼看这个艺术品，都习惯性地躲开它。可是没有人会说，一大群鸟儿由于看到这个假人便惊慌失措，叽叽喳喳地叫着，从树林里飞出来，在森林上空重现过去阿姆泽尔孩提时代的情景。艺术不景气，魏宁格的文章仍然是一堆废纸。艺术上的完美使人厌倦。麻雀不合作。乌鸦在打哈欠。林中的鸽子不会相信这种东西。苍头燕雀、麻雀、乌鸦和林中的鸽子轮流落到他的假人上。这是一种怪诞的景象，然而埃迪阿姆泽尔却容忍了这种状况。不过，我们在灌木丛里的篱笆后面却听到他在叹息。
不管是图拉还是我，对他都爱莫能助——
大自然在帮忙。十月份，瓦尔特马特恩同一个少年队的中队长打了一架。当时，这个中队正在附近的树林里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一小队身穿少年队制服的男孩用三角旗——这儿说的是三角旗——占领了阿姆泽尔别墅后面的园子。瓦尔特马特恩从露天阳台上跳下来，跳到湿漉漉的树叶中间。要是我像我的小队长那样，试图帮助我们的中队长海尼瓦斯穆特，那我肯定也会牵扯到这场斗殴当中去。
第二天夜里，我们不得不从树林里往别墅扔石头。我们多次听见窗玻璃在当啷当啷地响。这个事件也许就从此了结了。在园子里发生斗殴时，站在阳台上的阿姆泽尔很可能也就满足于袖手旁观了。不过，他却把观察到的东西都画成速写，画在廉价纸上，而且还做了一些雪茄烟盒那么高的模特儿：搏斗着的假人，乱哄哄的一群人，一场混战。下穿短裤，脚穿齐膝长袜，肩背皮带，身着褐衣，三角旗在挪动，窜来窜去，皮带滑落下来，队长在鼓劲，少年队队员都又瘦又小，用沙哑的嗓子欢呼胜利，真是惟妙惟肖。我们小队在阿姆泽尔园子里争夺三角旗时，就是如此。阿姆泽尔重新找到了通向现实的道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制作时髦的模型、工作室里的怪人和室内的椴树了，而是带着好奇和渴望的心情走上大街。
他表现出对于各种制服，尤其是黑色和褐色制服的沉醉，这些制服越来越成为一种街景。他可以在塔格内特尔巷的旧货店里搞到一件旧的冲锋队制服，而且还是作战时用的，但是一件制服仍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放弃在前哨上面以自己的名义登一则“求购冲锋队旧制服”的广告。在制服商店中有党服，只要出示党证就可以去买。可是因为埃迪阿姆泽尔不可能参加这个党派或者该党下属的某个组织，他就开始用阿谀奉承、造谣中伤、诙谐滑稽和总是灵机应变的言辞，断断续续地说服他的朋友瓦尔特马特恩——此人现在虽然不再散发共产党的传单，却把罗莎卢森堡的一张照片钉在他的椴木护墙板上——去做阿姆泽尔因为必不可少的制服的缘故虽然很想去做却又不能去做的事情。
出于友情——据说这两个人是结拜兄弟——一半出于开玩笑，一半出于好奇心，尤其是出于对阿姆泽尔要获得他和今后的稻草人支架所需要的那些带有极端色彩的褐色制服所感到的好奇，瓦尔特马特恩在一小步一小步地退让。他把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放到一边，填起登记表来。在这张表格的一些栏目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红色雄鹰”的成员，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党员。
他哈哈大笑着，摇晃着脑袋，不再是表面上而是把所有的牙齿从外向内地咬得格格作响，参加了冲锋队朗富尔中队。该冲锋队常去的地方和集会场所是“小锤公园”饭店。这是一个宽敞的饭店，它有相同名字的公园，有舞厅，有保龄球场和家常饭菜，位于股票啤酒厂和朗富尔火车站之间。
技术大学的学生成为这个主要成员是小资产者的冲锋队中队的核心。每次在体育馆旁的五月草地上集会时，这个中队都担任警戒。在这几年中，该中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军队草场上，在波兰大学生宿舍附近，开始同“友好援助”1大学生联合会的会员发生殴斗，捣毁波兰人联合会的会址。刚开始，瓦尔特马特恩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人们要了解他那赤色的过去，甚至要了解他散发传单的活动。不过，既然他并非冲锋队朗富尔-诺尔德第八十四中队唯一的一个昔日的共产党员，既然过去的共产党员每当酩酊大醉时就用红色阵线的敬礼相互问候，所以他很快也就习惯了，更何况中队长还护着他哩。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是红色阵线的战士，曾发表过多次演讲，给席豪移民区的船厂工人宣读罢工号召书。当萨瓦茨基在小锤公园举行他那既简短又受欢迎的演讲时，他并不讳言自己的过去。他说：“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年轻人，就我所知，元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共产党员，他成了冲锋队员，他比十个中央党的大官更愉快。这些大官是由于害怕才入了党，而不是看到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是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那些中央党的大官，他们很长时间都在睡大觉，还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罢了。”——
1这里指但泽—朗富尔技术大学波兰大学生联合会。
当十一月初，这个经受过考验的中队的一个代表团被派往慕尼黑参加运动纪念日1的活动，因此穿上新的制服时，瓦尔特马特恩就能把经受过某些室内搏斗的破旧衣服及时地留下来，拿到斯特芬路去。在很短的时间内，中队长萨瓦茨基就把马特恩提升为下士了。本来，这时的马特恩是应当把所有的破烂儿连同靴子和腰带一起带到蒂根霍夫去的，因为人们正好在那里组建了一个冲锋队中队，那个中队手头拮据。可是，埃迪阿姆泽尔给他的朋友开了一张支票，支票上的数字足以让二十个人穿上新制服。在阿姆泽尔的椴木护墙板之间堆积着褐色的破旧衣服。衣服上的啤酒迹、油迹、血迹、焦油迹和汗迹使这些脏东西成了无价之宝。他立即开始量尺寸。他分门别类，清点计数，堆放整齐。他放弃一些东西，梦见行进的队伍，让这些队伍从身边经过，在他们经过时向他们问好。他眯着双眼看见室内斗殴，人们在活动着，一切都乱七八糟，人斗人，骨头和桌子边，眼睛和拇指，啤酒瓶和牙齿，叫嚷声，翻倒的钢琴，观赏植物，枝形吊灯和至少二百五十把冷藏的小刀。除了堆积如山的旧衣服外，在椴木护墙板之间只有瓦尔特马特恩。他在喝一瓶矿泉水，却并没有看见埃迪阿姆泽尔所看到的东西——
1指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的一次名为“向统帅部进军”的啤酒馆暴动。
我的图拉表妹：
尽管按着布劳克塞尔的意思，我只能写埃迪阿姆泽尔，但是我却写了图拉，而且还给图拉写信。图拉要操心的是让我们的看家犬哈拉斯第二次袭击钢琴教师和芭蕾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马路当中，在栗子路，图拉把系狗的皮带放开。伊姆布斯和燕妮——他们都穿一件黄色厚绒呢大衣——很可能是从芭蕾舞学校出来，因为尖足舞鞋的粉红色丝带从燕妮背的练功用品包里露了出来，正晃来晃去。图拉放开系着哈拉斯的皮带，因为风在不断改变方向，雨也就从四面八方斜着飘过来。被图拉放开了系狗带的哈拉斯从挖掘成沟的和激起小水泡的水洼上面跳过去。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自己和燕妮头上撑了一把雨伞。哈拉斯没走弯路，它知道，图拉把它放开时，是要它去袭击谁。这一次是伞——我父亲不得不给钢琴家换一把伞——当这只黑畜生湿漉漉、滑溜溜、伸长四肢地向伊姆布斯和他的女学生猛扑过去时，伊姆布斯抡起这把当做雨篷的伞进行自卫。他撑住伞，把它当做加上了尖头的黑色盾牌，抵挡狗。雨伞当然只好甘拜下风，不过，还有支撑伞边的星状金属伞骨可以抵挡。虽然这些伞骨被多次弄弯，多次戳穿了伞布，但它却对我们的哈拉斯进行了令它饱受皮肉之苦的抵抗。它的两只前腿被缠在难以挪动的伞骨当中，被行人和一个系着沾满了污演的围裙、从自己的店铺里跳出来的屠户制服了。雨伞完蛋了。哈拉斯在喘着粗气。图拉不让我跑。屠户和钢琴家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哈拉斯被套住了。钢琴家那艺术家的长发绞成一绺一绺的，扑到头发上的香粉浸透了水，滴到深色的衣服上。而燕妮这个胖丫头则躺在人行道旁边的排水口里。在这个排水口，在这十一月的日子里，水声淙淙，涌流而去，发出汩汩声，激起灰色的水泡。
屠户并不回到他的血肠旁边，而是像他从店铺里跳出来时那样——秃头，形似香肠，又似猪头——把我和哈拉斯交给了木工师傅。他用一种令我反感的方式讲述事情的经过，说图拉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女孩，说我无法再控制住狗时，她惊慌失措地逃跑了。图拉自始至终在一旁观看，只是在我把系狗带从她手里夺过来时，她才逃跑了。
屠户用他那只长满毛的大手握手告别。这一次不是用四棱形的椽子接我，而是用木工师傅扁平的手揍。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得到了一把新伞。我父亲承担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清洗黄色厚绒呢大衣的费用。幸好燕妮那个装有粉红色芭蕾舞鞋的练功用品包在排水口里没有被冲走，因为排水口通到施特里斯巴赫河里，而施特里斯巴赫河又流入股票池，施特里斯巴赫河再离开股票池，施特里施巴赫河在埃尔森大街、赫尔塔大街和路易丝大街下面流过整个朗富尔，流过新苏格兰，沿勒格斯特里布往上，在维斯瓦河河口对面的布罗施克申路附近流入死维斯瓦河，然后同维斯瓦河与莫特劳河的河水混在一起，穿过新航道与韦斯特普特河之间的港口运河，流入波罗的海。
图拉和我在场——
当时是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在玛丽亚街十三号，在朗富尔最大、最漂亮的园林娱乐场所“小锤公园”饭店里——经理:奥古斯特科申斯基，电话：41049，每星期二供应新鲜的华夫饼干——发生了斗殴。这次斗殴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被警察制止住。这些警察在党派集会期间总是在狩猎小屋里值勤。布劳警官呼叫增援。他打电话118。有十六个警察来到门前，用警棍恢复了秩序。
大会的座右铭是：“返回帝国——反对受条约约束的专横！”出席大会的人数很多。绿色大厅里有二百五十人。按照计划，发言者在装饰了的树木之间轮流上台讲话。首先讲话的是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他讲得精简扼要，声音沙哑，娓娓动听。接着，由党的地方小组组长泽尔克讲他参加纽伦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印象。尤其是青年义务劳动队的成千上万把铁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太阳光在亲吻着青年义务劳动队的铁锹：“亲爱的朗富尔人，我不能不说，这么多铁锹出现在你们面前，这真是罕见的，非常罕见的。亲爱的朗富尔人，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景象：成千上万次地闪闪发光；一声大喊犹如发自成千上万个喉咙。我们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亲爱的朗富尔人，有一些老战士眼里噙着泪水。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们用不着害臊。当时我想，亲爱的朗富尔人，我回家时，我要给所有不能像我这样身临其境的人讲，当帝国青年义务劳动队的成千上万把铁锹举起来时，是怎样一种景象”然后讲话的还有县长卡姆佩，他讲的是他参加比克堡收获感恩节的印象，讲准备在筹建中的艾伯特一福斯特移民区新建住宅的打算。在这之后，冲锋队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在二百五十多个朗富尔人支持下，三呼万岁，向元首和帝国总理致敬。两首颂歌1，一首节奏太慢，一首节奏太快，男人唱得太低，女人唱得太高，孩子唱得离谱，不合节拍。正式集会就在这种歌声中结束了。紧接着，党的地方小组组长泽尔克对朗富尔人宣布集会的第二个项目开始。大家舒舒服服、无拘无束地聚集在一起，用抽奖方式分配用于寒冬赈济的既有用又可口的产品。奖品的捐赠者是：瓦尔蒂纳特牛奶场、阿马达人造奶油厂、安格拉斯巧克力厂、卡诺尔德糖果厂、基绍酒类批发商行、豪博尔德一兰泽尔批发商行、屈内一森夫公司、但泽玻璃工场和朗富尔股份啤酒厂。该啤酒厂除捐赠两箱啤酒用于抽奖分配外，还额外捐赠了一小桶啤酒。“赠给冲锋队朗富尔-诺尔德第八十四中队；赠给冲锋队朗富尔第八十四中队的小伙子；赠给值得我们自豪的冲锋队队员；为我们八十四中队的冲锋队队员三呼万岁——乌拉——乌拉——乌拉！”——
1指霍夫曼封法勒尔斯勒那首德国之歌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
然后是一阵骚乱，这种骚乱只有把警察叫来后借助警棍才得以平息，这倒不是有共产党员或者社民党员捣乱。当时，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了。更确切地说，这是在开怀畅饮，是通常见到的那种从内心趋向眼珠的醉态，这种醉态使“小锤公园”饭店里的室内斗殴变得多姿多彩。因为在一番漫长的、不得不做又不得不听的讲演之后，总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口喝酒，小口呷酒，泪泊痛饮，慢慢吮吸，慢慢嘬酒，一饮而尽。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喝了一杯，再来一杯。有人从这一桌跑到那一桌，从这一桌喝到那一桌。有不少人站在零售酒柜前舍不得离去，双手洒满了酒；有少数人直着腰，汩汩畅饮，人们看不见他们的脑袋，因为在本来就很矮的厅内，在肩膀之上弥漫着浓浓的烟云。这些已经是情绪高昂的人一面开怀畅饮，一面唱起了轮唱曲：“你知道那个被击毁、被击碎的森林1；哦！头上鲜血淋淋，伤痕累累。”——
1指第一次大战时在法国阿尔贡森林午夜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家庭节日，所有所有的人都到齐了，都是老熟人。阿尔方斯布布利茨同洛特和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说道：“你还会听到，在赫内公园里简直乱糟糟的。吵吵嚷嚷的声音顺着拉道内河往奥拉那里传去，在半路上传到一家旅店。在那儿有人遇到一些人，遇到杜莱克和他的兄弟。他们坐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好像用钧环连在那儿似的。”
在屁股肥大的冲锋队队员布鲁诺杜莱克身边，在零售酒柜前站成一排的冲锋队队员有：维利埃格尔斯、保罗霍佩、瓦尔特马特恩和奥托瓦恩克。“有一次在德拉咖啡馆里，那是在青格勒高地，那儿的人大概是发疯了，稀里糊涂就打了起来。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可是到底在哪儿发生的呢？是在施特拉申一普朗申的拦河坝附近。他们在拦河坝上把他扔到了水库里。不过他又爬上岸来了。不像克莱因一卡茨那个维希曼，他因为这种事也许得进监狱。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我想，这个家伙大概跑到西班牙去了。这不可能。他们把他给干掉了，把他装进口袋里，而且剁成了碎块。还在他们把他同布罗斯特和克虏伯选进国民议会之前，我在市射击协会那儿就认识他了。他们简直发疯了，在戈尔德克鲁赫越过边境，现在，你瞧瞧这个古斯塔夫道，那些硬币从他的兜里不断地滚出来。最近，他在米根温克尔说”
古斯塔夫道与洛塔尔布德齐斯基手挽手踉踉跄跄地走来。到处都是围桌而坐的客人，还有一些人在轮流喝酒。图拉和我坐在桌旁，就在波克里弗克一家身边。我父亲听完讲话后就走了。很多孩子都已离开了那儿。图拉盯着卫生间的门，那是男卫生间。她什么也不喝，什么也不说，只是呆望着。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给一个名叫米科泰特的先生讲科施奈德赖的铁路联运。图拉想通过呆呆凝视把卫生间的门盯得牢牢的。可是这扇门在转动，它被要解小便和解了小便的人驱动着。特别快车柏林——施奈德米尔——迪尔绍区段在科施奈德赖交会。可是特快车在那儿并不停车。图拉不盯着女卫生间的门。她看到瓦尔特马特恩在男卫生间消失不见了。此外还有波兰国家铁路的员工米科泰特，可是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霍伊尼采——拉斯科维采这一区段的普通客车车站。埃娜波克里弗克每喝五口啤酒就说一次：“现在该睡觉了，孩子们！”可是图拉并没有放过卫生间那扇一开一合的门。每次进进出出都被她的眼睛镜头喀嚓喀嚓地拍摄下来。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现在正依次穿行第三条科施内夫伊路段——纳克尔一霍伊尼采路段。格斯多夫、奥布卡斯、施朗根廷用于抽奖分配寒冬赈济的奖券已经卖出。头奖是：一套十二人用的餐后小吃餐具，连同一些高脚酒杯，全是水晶玻璃器皿，全是水晶玻璃器皿！图拉可以抽三张奖券，因为她在去年已经抽过一次，抽到一只十一磅重的鹅。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卫生间的门，先从差不多装得满满的冲锋队帽子里抽出一张奖券来，抽到一块安格拉斯巧克力；现在她用被抓破的小手抽第二张奖券，没有中奖！虽说如此，她却得到了头奖和水晶玻璃器皿。男卫生间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又哗的一声打开了。在他们解开裤子或者脱掉裤子时，里面已经开始动作。人们随时都可以拿起刀子来。人们大打出手，冲向耶格尔特。因为图拉在抽奖——这是中国对日本。哎哟，劈里啪啦！人们在踢门，在穿衣服，在转过身子，在躺下休息，在开始大声叫嚷：“霍莱弗雷特！德瓦契尔格努塞尔！莱达克伦特鲁斯这种人！洛尔巴斯这种人！别把尾巴翘得这么高！”零售酒柜边所有的人——维利埃格尔斯、保莱霍佩、阿尔方斯布布利茨、年纪小一点的杜莱克和奥托瓦恩克都用自己那小刀子似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嚷道：“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
一群醉醺醺的、闹嚷嚷的流氓，把水果盘挑选出来，把高脚酒杯拦腰砸碎，将厅内洗劫一空，把卫生间的门弄得油光光的。因为图拉在抽奖券，他们便在四周尽情糟蹋，用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刷刷刷地肆虐一通。此时此地，椅子和椅脚都悄然而去，没有人吵架；对一切都大开绿灯，对一切都无能为力；各种物品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维利站在那儿，身子摇晃着；啤酒和果汁供不应求，因为所有的人都经过了十次筛选，都用不着喘口气。人人都在相互寻找。是谁在那下面到处乱摸？谁遇到麻烦了？那些毕业生在叫嚷什么？人们是怎样把卫生间的门从门轴上卸下来的？谁在抽奖券？没中奖。曲臂挥拳向上直击。帆具。鱼卵堆积如山。家畜脑浆四溅。快打电话118。警察——棍棒要举高！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永远也不怕。人们乱作一团，绿色大厅在动荡，灯架在丁当作响。事情已经过去，时间在流逝。警戒业已撤消。灯光没有打开。一切都朦朦胧胧，因为在黑糊糊的大厅里，黑糊糊的“女用人”的黑糊糊的警棍在寻找漆黑的踝关节，直至黑糊糊的校形吊灯下面的黑糊糊的脑袋瓜儿。黑糊糊的女人在尖叫着：“灯！那儿有灯！哎，真糟糕，警察！二、三，棍棒要举高！”
只是当图拉在黑暗中从那顶放在我们这儿、搁在她双膝之间的冲锋队帽子中抽出第三张奖券时，只是在我的表妹抽完第三张奖券并把它打开时——这张奖券使她获得了屈内一森夫公司的一桶莳萝黄瓜——才又亮起了灯。由布劳警官率领的四个警察后备队员和由少尉警官绍辛指挥的十六个警察在向前推进。他们从零售酒柜和通向衣帽间的双扇门走过来。他们全身绿色，他们受人欢迎，令人畏惧。二十二个警察嘴里全都含着哨子，冲向拥挤的人群，把哨子吹得嘟嘟直响。他们工作时使用的是新式的、由警察局长弗罗博埃斯从意大利引进的、在那里叫“manganello”而在此地叫“按摩滚筒”的警棍。这种新式警棍比旧式警棍优越的地方是：它不会打出裂伤，而是仅仅把人打疼，并且几乎没有声音。每一个被打的人在被新式警棍打了一下之后，都会十分惊异地原地旋转两圈半，然后便——但往往是以一种木塞螺旋钻的技巧——轰然倒地。就连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卫生间门边也得听从这种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进口的商品的摆布。他虽然没有裂伤，却有八天之久无法工作。除他之外，还有三个重伤，十七个轻伤，其中有四个警察。冲锋队队员维利埃格尔斯和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泥瓦匠古斯塔夫道和煤炭商洛塔尔布德齐斯基，不得不去派出所，不过第二天上午也就释放了。“小锤公园”饭店的经理科申斯基先生在保险公司申报了一千二百古尔登的财产损失。这些财产包括：玻璃器皿、坐椅、枝形吊灯、被捣毁的卫生间房门、卫生间镜子、讲台边的观赏植物和用抽奖方式进行分配的头奖——水晶玻璃器皿，水晶玻璃器皿等等。刑警科的调查表明，电路线并没有短路，是有人——我知道是谁——把保险给拔掉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料到，我表妹在抽奖并且没中奖时就发出了信号，引起了这场厅内大战。
亲爱的图拉：
这些事你能干，你有眼睛，也有手。然而对于这个意外事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你的厅内大战——尽管你也参与了此事，但它仍然平淡无奇，同其他的厅内大战毫无区别——重要的是：斯特芬路别墅主人埃迪阿姆泽尔可以收到一包有啤酒酸味的、龇牙咧嘴的、血迹斑斑的制服。瓦尔特马特恩就是那个只受了点轻伤的捐赠者。
这一次不光有冲锋队制服，其中还可以找到几个普通党员同志1的衣物。不过，所有的衣物都是褐色的，但并非夏季矮帮鞋的褐色，并非小核桃的褐色，女巫的褐色，并非褐色的非洲，并非擦伤的痂皮，也不是年代久远的褐色家具，并非不浓不淡的褐色，沙一样的褐色，既非刚采出来的褐煤，也不是用挖炭锹挖出来的旧泥炭，并非早餐时吃的巧克力，并非加上鲜奶油的早上咖啡，烟的品种那么多，却没有一种是这种褐色，既不是视力错觉的浅褐色，也不是两个星期休假的冷霜褐色，并非秋天在往调色板上吐唾沫，因为这时，这种褐色——屎的褐色，或许还是泥土的褐色，已经泡软，成了襁糊状。这是党的褐色，冲锋队的褐色，所有褐色书籍的褐色，褐色房屋，布劳瑙2的褐色，夏娃的褐色3。同黄褐色相去甚远的这种褐色制服，是从上千个有小脓疱的屁股里把屎拉到白色盘子里的褐色，是从豌豆和开水煮熟的香肠中流出来的褐色；不对，不对，当这种褐色被煮沸、出现时和被染上颜色时，当这种粪堆褐色——我还在一个劲儿地恭维——堆在埃迪阿姆泽尔面前时，对他们那些态度温和、皮肤黝黑、显出女巫般的褐色、小核桃般的褐色的人并没有产生影响——
1当时德国纳粹党内亦有此称呼。2布劳瑙位于奥地利上奥地利州的一个小城，希特勒的出生地。
3此处影射希特勒的情妇埃娃布劳恩。
阿姆泽尔在分门别类整理这些褐色衣物。他手持索林根制造的大剪刀，让它试着发出喊喊喳喳的声音。阿姆泽尔开始裁剪那些无法描述的褐色衣物。任何时候都打开着那部魏宁格的典范著作，放在货真价实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上。一种新的工具作为装饰品，就放在这张斜面桌旁。这是裁缝的鞍马，裁缝的管风琴，裁缝的仔悔室——一部胜家公司1制造的缝纫机。埃迪阿姆泽尔在用打包的粗黄麻布、装洋葱的口袋和别的透光材料缝制栽成衬衣式样的内衣时，便发出像小猫似的呼噜声。自鸣得意的阿姆泽尔坐在狭小的缝纫机后面。难道这两者不是一码事？难道这两者就不能在这样出生、接受洗礼、接种牛痘、接受训练的情况下，表示一种绝无仅有的发展？他有时候用稀疏的针脚，然后又用很密的针脚，往粗黄麻布衬衣上缝着破布片，可怕的褐色，把它当做装饰品。可他也把袖章的红色和千字疯狂的恐惧弄得支离破碎。他衬上木棉和锯末里子。他在画报和年鉴上寻找，找到一些人的面孔，比如作家盖哈德豪普特曼2的粒子很粗的照片，或者当年深受大众喜爱的一个演员简朴的黑白照，这个演员不是比尔格尔就是雅宁斯。他把施梅林和帕采利3、把公牛和苦行僧贴在褐色帽子的帽舌下面。他把国际联盟的高级专员变成了冲锋队队员勃兰德。他不怕按照旧的针脚在复制品上长时间地剪来剪去，不怕用索林根制造的剪刀进行鬼斧神工般的剪裁，直到席勒那线条分明的轮廓，或者年轻歌德那花花公子的脑袋，赋予这种动作的任何一个牺牲者——赫伯特诺尔库斯或者霍斯特韦塞尔以某种面貌时为止。阿姆泽尔在商讨，在寻思，在撮合。他赋予好几个世纪在冲锋队的帽子下面相互亲吻的机会——
1胜家公司，一译辛格公司，美国多种经营的制造商。胜家以其最早的产品缝纫机而闻名世界。
2盖哈德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
3帕采利（1876～1958），1939年起为罗马教皇。1933年作为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签订了罗马教皇与纳粹政府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他把头从身材颀长、有孩子气、早早就自杀身亡的典范作品作者奥托魏宁格的全身照片上——这张照片放在他的样本的第四页上——剪下来，让人在森克尔照相馆把剪下来的这部分放大，放大到同真人一样的尺寸，然后再慢慢加工，把它加工成“冲锋队员魏宁格”但其结果却总不能令人满意。
埃迪阿姆泽尔的自画像显得更滑稽。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斜面桌和胜家公司缝纫机之外，一面又高又窄、直至天花板的镜子——就像他在时装店和芭蕾舞学校里能够见到的那样——使阿姆泽尔的财产变得更加充实。他穿着自己剪裁的纳粹党员制服——在冲锋队制服中找不到一件他穿着合身的制服——坐在能够给予回答的镜子前，把他的全身像挂到一个光光的支架上，在这个支架的中心，就好像是在腹腔里面，有一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最后，真正的阿姆泽尔像菩萨似的，坐在裁缝的位子上，仔细察看这个虚构出来的、更为真实的纳粹党员阿姆泽尔。这个阿姆泽尔胖乎乎的，身穿粗黄麻布的褐色党员制服，目空一切地站立着。背带犹如回归线一般环绕在他身上。衣领上的等级标志把他变成了普通官员。一个猪尿泡线条分明、简单明快、涂上的黑色斑点隐约可见，犹如一幅画像似的，戴着官员的帽子。这时，在这个党员同志的腹腔中，那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开始工作。那条马裤站成了立正姿势。右边那个胀鼓鼓的橡皮手套猛地一抬，离开皮带扣子，像受人遥控似的，先是举到齐胸的高度，接着便举到齐肩的高度，最初是把手伸直，然后再形成一定的角度，致以党员的敬礼。在这之后，因为传动装置往下滑，所以这只手又慢条斯理地、一秒不差地回到皮带扣子的位置，接下来便老态龙钟地颤抖着堕入梦乡。埃迪阿姆泽尔表现出对于自己新作的钟爱。他在狭窄的工作室镜子前模仿他那真人般大小的模仿者的敬礼，模仿这种“四重奏”瓦尔特马特恩站在镶木地板上，出现在阿姆泽尔面前，给他展示这个人物形象，而且在展示这一人物形象时又把自己当做影子显示一番。马特恩先是放声哈哈大笑，然后便十分尴尬地格格干笑。最后，他只好一言不发，一会儿望着稻草人，一会儿望着阿姆泽尔，一会儿望着镜子。他看到自己穿着便服，站在四个身着制服的人中间。这是一番促使他天生就能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的景象。他一面把牙齿咬得直响，一面向阿姆泽尔暗示，他不是在开玩笑；阿姆泽尔不该顽固地坚持同一个题材；其实在冲锋队里，甚至在党内，有的是严肃认真、胸怀大志的人，有的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而不仅仅有一些下流坯。
阿姆泽尔回答说，这正是他的艺术企图。他不想发表任何评论，而是想用艺术手段，既制造出顶天立地的好汉，也制造出下流坯，鱼龙混杂，纵横交错，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接着，他便用事先已经做好的支架制作一个粗壮结实的好汉——冲锋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我们——图拉和我从夜晚漆黑的园子里，往灯火辉煌的、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工作室里偷看。我们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看见瓦尔特马特恩身穿制服的复制品——那一片片血瘢还可以为“小锤公园”饭店的厅内大战作证——借助内置传动装置的作用，把拍成照片的面部的牙齿显露出来，让机械运动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尽管我们只是看见他咬牙齿，但只要看见瓦尔特马特恩的牙齿，也就会听见这些牙齿在咬得格格作响。
图拉和我看见——
瓦尔特马特恩不得不同他那个冲锋队中队一道，在冰天雪地的“五月草地”大型集会上执行封锁任务。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身穿制服的埃迪阿姆泽尔。先是勒布萨克讲话，然后是格赖泽尔和福斯特尔讲话。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人们在持续不断地高呼“万岁”纷纷扬扬的雪片飘进了高呼万岁者张开的嘴里。就连党员同志埃迪阿姆泽尔也一面高呼着万岁，一面伸出嘴巴去咬那些经过挑选的大片雪花，一直到冲锋队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把他拉出人群，从泥泞的草地推到兴登堡大街。马特恩在那儿骂他。我们想，他马上就会揍他了。
图拉和我看见——
埃迪阿姆泽尔身穿制服在朗富尔市场上为寒冬赈济募集捐款。他把储蓄盒摇得啪啪直响，对着人群讲一些小笑话，比真正的党员同志募得的迪特兴1还要多。我们想，要是现在马特恩到这里来，看到这种情景的话，那——
1迪特兴，二战结束前东普鲁士的货币单位，一迪特兴相当于十芬尼。
图拉和我——
我们使站在弗勒贝尔草地上、处于暴风雪中的埃迪阿姆泽尔和殖民地农副产品经销商的儿子感到奇怪。我们坐在一辆停在弗勒贝尔草地上过冬的旧货车后面。阿姆泽尔和那个侏儒的剪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异常鲜明。再也找不到比这些影子更不同凡响的影子了，那个侏儒的影子把他的铁皮鼓影子竖起来，迎着飘飞的雪花。阿姆泽尔的影子弯着腰。两个影子都把耳朵贴在铁皮鼓上，仿佛他们在倾听这种声音，倾听十二月的雪花飘落在漆成白色的铁皮上的声音。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寂然无声的情景，所以我们也就静悄悄地呆下来，用冻红的耳朵倾听着。可是，我们只听见雪花飘落的声音，却没有听见铁皮发出的响声。
图拉和我在期待着——
因为这时我们两家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正穿过奥利瓦森林，散一次步。我们望眼欲穿地等候着埃迪阿姆泽尔。但是他在别的地方，而不在弗罗伊登塔夫。我们在那儿喝牛奶咖啡，坐在鹿角下吃土豆煎饼。在禁猎区内没有生出多少事来，因为天气寒冷时，猴子都呆在林务所的地下室里取暖。我们真不该带着哈拉斯。可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却说：“这条狗该有一个活动场地。”
弗罗伊登塔尔是一个备受青睐的游览地。我们乘二路车来到缔结和约路，在有红色花纹的树木之间横穿过树林之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林务所同禁猎区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不管是山毛榉还是松树，我父亲作为木工师傅见不得成材的优质树木，一见到这些树木就非用立方米来衡量它们的可利用价值不可。而我母亲更看重自然，也就是说更看重这些树木，而不是装饰世界，所以她情绪不好，但这种心情先是随着土豆煎饼然后便随着牛奶咖啡一道消失殆尽了。从事酒菜馆行业的林务所租赁人卡明先生在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我母亲中间坐下来。只要有顾客来，他都要讲这个禁猎区的来历。这么一来，图拉和我已经是第十次地听他讲，措波特的一位名叫皮库里茨的先生赠送了一头野公牛。不过，他起初饲养的并不是这头野牛，而是车厢厂厂长捐赠的一对小赤鹿。后来又有了野猪和站鹿。那个人捐赠了一只猴子，这个人捐赠了两只猴子。林场顾问尼古拉很关心狐狸和海狸。一位加拿大领事提供了这两只烷熊。那么那些浪呢？谁有狼？那些后来逃出去、咬死一个采浆果的孩子、被人击毙并上了报纸的狼呢？谁有狼？
还没有等到卡明先生能透露那个秘密，是布雷斯劳动物园把这两只狼赠送给弗罗伊登塔夫禁猎区，我们同哈拉斯已经到了外面。我们从杰克，即那头野公牛身边走过。我们绕过结上冰的池塘，看见野猪食用的栗子和栎果，听到狐狸短暂的狂叫。狼笼外面装上了栅栏。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片刻不停地走来走去，步子比哈拉斯跨得更大。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的前胸不是那么发达。它们没有受过训练的眉心，两眼歪斜，显得更小，更容易受到保护。同哈拉斯相比，它们的头总的说来显得更敦实，它们的躯干像圆桶，一直到背部前面隆起的部分都比哈拉斯更低，身上的毛不长不短，长得浓密，呈浅灰色，接近黄色茸毛的地方呈乌黑色。哈拉斯在声嘶力竭地哀鸣。两只狼在不停地小跑着。有朝一日管理员会忘记将栅栏雪花成片成片地从冷杉树上飘落下来。有片刻工夫，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放慢了步子。六只眼睛在闪动，六片上唇在颤动。它们皱了三次鼻梁，从利齿之间喘了一口气。两只灰狼对一只黑牧羊犬。这种黑色是坚持不懈地育种的结果。佩尔昆色素细胞的过于饱和通过森塔和普鲁托遗传给了路易丝磨坊的哈拉斯，赋予我们的狗以一种鬃毛不长不短、并非乌黑、没有动感、毫无标志的黑色。这时，我父亲吹起了口哨，而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也在鼓掌。图拉一家和我父母穿着冬天的大衣站在林务所前。不断跑来跑去的狼停了下来。然而对于我们和哈拉斯来说，星期天的散步并未结束。每个人的口腔里还在回味着土豆煎饼的滋味。
我父亲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到奥利瓦去。我们在那里乘有轨电车去格勒特考。直至雾霭沉沉的天际，波罗的海的海面都结了冰。格勒特考木板小桥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辉。所以，我父亲不能不从皮套中取出照相机来，我们也不能不在想像中的糖果前面围着哈拉斯站成了半圆。我父亲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调好合适的焦距和光圈。我们有六次都不能动。哈拉斯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种动作，因为它在摄影记者给它拍照时就已经习惯于照相了。看得出来，在我父亲拍的六张照片当中，有四张照片感光过度，冰在反光。
从格勒特考经过嘎吱嘎吱作响的海面，走向布勒森。有几个小黑点一直走到被冰封在停泊场的轮船。不少人在半道上。看来海鸥是不会挨饿的。两天之后，有四个学生在雾中迷路了，他们想从冰上走到赫拉半岛去，尽管人们用多架体育用飞机寻找他们，但他们却永远失踪了。
在同样狂暴的、蒙上了一层薄冰的布勒森木板小桥跟前——我们要拐弯，朝渔夫村走去，走到有轨电车站。波克里弗克一家，尤其是图拉，害怕这座布勒森木板小桥，因为就在那里，又聋又哑的小康拉德几年前所以，在我父亲用他那只木工师傅平坦的手指出新的前进方向之后，也就是在十二月二十八号，在三六年到三七年除夕前不久，大约下午四点钟左右，哈拉斯挣脱了皮带——因为还有许多别的狗，我父亲把哈拉斯套在皮带上——一纵身，腾空而起，十次长跳，就跃过冰层，消失在尖叫的人群之中。当我们赶上它时，它已经裹上了一件随风飘动的大衣，变成了雪花飘舞中的一个黑色包裹。
钢琴家兼钢琴教师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及其十岁的女儿燕妮布鲁尼斯也同我们一样，做了一次星期六郊游。还没等图拉吭一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就已经第三次遭到了我们哈拉斯的袭击。这一次要赔的不是一种男式小礼服，不是一把雨伞了。我父亲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把这个意外事件称为代价昂贵的玩笑。费尔斯讷右边的大腿被咬伤了。他必须住三个星期教会医院，另外还要求一笔赔偿金。
图拉：
正在下雪。当时在下雪，今天也在下雪。当时大雪纷飞，现在也是大雪纷飞。当时雪花飞舞，现在也是雪花飞舞。当时落雪，现在也在落雪。当时降雪，现在也在降雪。当时大雪飘舞，现在也是大雪飘舞。当时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现在也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雪花沉重地落下，落在耶施肯塔尔森林里，落在绿色森林里，落在兴登堡大街上，落在克莱大街上，落在朗富尔市场和施马根多夫的贝尔卡市场上，落在波罗的海和哈韦尔湖上，落在奥利瓦，落在施潘道，落在但泽-席德利茨，落在柏林一利希特尔费尔德，落在埃毛斯和莫阿比特，落在新航道和普伦茨劳山上，落在萨斯佩和布勒森，落在巴贝尔斯山上和施泰因施蒂肯，落在韦斯特普拉特1四周的砖墙上以及在两个柏林之间迅速建成的城墙上，而且积在上面。雪落下来，又积在上面——
1韦斯特普拉特，位于但泽湾，1939年9月1日，在此打响了二次大战的第一阵枪声。
为了图拉和我——
雪下了整整两天——我们准备好雪橇，等着下雪——雪积了起来。开始是像重体力劳动者一般的雪歪歪斜斜地落下来，然后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在这种牙膏一样白的灯光下，留下一圈诡计多端的痕迹，在逆光中又变成灰色乃至黑色。这是一团既潮湿又粘糊的雪。从东部地区歪歪斜斜飘落下来的雪再一次落到这些雪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在夜晚朦朦胧胧中四处渗透的中等程度的寒冷，使所有的篱笆在早上都压上了新的重荷，树上的枝桠都被压得嚓嚓直响。要把街道、有轨电车道和人行道清除干净，需要不少勤杂工，需要很多失业者，需要技术救援组织和全市的所有车辆。堆积如山的雪结成冰块，像山岩似的从埃尔森大街两边滑下来，把哈拉斯埋在了下面，埋到了我那木工师傅父亲的胸部。当雪山边缘轻轻往下掉时，图拉的羊毛帽子就会有两指宽的地方变成紫色。街上撒了沙子、炭灰和红色的畜用食盐。人们用长长的杆子把雪从帝国移民区小果园里和修道院院长磨坊后面的果树上打下来。就在他们铲着，撒着，清除树枝积雪的当儿，新的雪仍在下个不停。孩子们感到惊奇，老人们在回想：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的雪呢？住宅勤杂工在骂街，相互说道：“这些钱谁来付？没有那么多沙子、炭灰和畜用食盐。要是雪还不停，那等到这些雪融化那一天——雪会融化，这种事就像我们是住宅勤杂工一样，千真万确——那时候大家都会钻进地下室，小孩子会得流感，成年人也会得，就像一九一七年那样。”
下雪时，人们可以透过窗户往外瞧，可以计算。你的哈里表兄就干这种事，他本来不该计算这些雪，而是该给你写信。当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时，人们就可以跑到雪地上去，张开嘴巴，仰望长空。我就喜欢这样做，可我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布劳克塞尔说，我必须给你写信。当某个人是一只黑牧羊犬时，他就可以从他那白雪皑皑的茅屋里跑出来，去咬白雪。当某个人名叫埃迪阿姆泽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制作稻草人时，他就能够在鹅毛大雪不断纷飞时给鸟儿构筑雀巢，手拿鸟食，成为乐善好施的人。当白雪落到冲锋队的褐色帽子上时，人们就可以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当某个人名叫图拉，而且体态轻盈时，他就可以不留丝毫痕迹地穿过雪地，跑过雪地。在假期尚未结束，大雪仍然下个不停时，人们可以坐在暖烘烘的书房里，一边分门别类地整理自己的云母片麻岩和双色云母片麻岩，整理自己的云母花岗岩和云母石板，一边当自己的参议教师，吮自己的糖块。当某个人受雇于一家木工作坊当辅助工时，他就可以在骤然下起鹅毛大雪的天气，用木工作坊的木料做成雪铲，去挣外快。当某个人必须撒尿时，他就可以把尿撒到雪地上，也就是说，用热气腾腾的黄色笔路刻下自己的名字；不过，只能是很短的名字，我就曾用这种方式把哈里写到雪地上。那时候，图拉嫉妒我，用她那双系带子的鞋把我的签名给毁了。当某个人有长长的睫毛时，他就可以用长长的睫毛接住从天而降的雪花；不过，不仅仅是长长的睫毛，还必须是浓密的睫毛，燕妮在她的木偶脸上就有这种睫毛；当她伫立着，感到惊讶时，她那几乎是水汪汪的蓝眼睛就会在盖上白雪的睫毛下向外张望。当某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雪花飘舞的雪地里时，他就可以闭上双眼，倾听雪花飘落的声音；这种事我经常做，我听过多次。相对而言，可以把白雪视为棺罩；不过，也不一定非如此不可。作为一个胖乎乎的、在圣诞节得到一部雪橇的弃婴，可以坐着雪橇去滑雪；不过，没有人愿意带走这个弃婴。人们可以在纷飞的大雪中哭泣，不过除了图拉，没有人会注意到这种事情，而图拉用她的大鼻孔把什么事都注意到了，她对燕妮说：“你想同我们一道坐雪橇滑雪吗？”
我们所有的人都去滑雪，我们把燕妮也带上，因为白雪是为所有的孩子积在那儿的。白雪掩盖了哗啦哗啦下着倾盆大雨和燕妮躺在排水口时发生的故事，而且是多次掩盖。燕妮对于图拉的建议感到非常高兴，高兴得使人感到害怕。当图拉的面部不露声色时，她的脸在闪闪发光。因为燕妮的雪橇又新又时髦，所以图拉只是尽可能地给她提出建议。波克里弗克刻上花饰的雪杖同图拉的两个哥哥一道走了。图拉不愿意坐在我的雪橇上面，因为我老得抓住她，滑不好雪。我们的哈拉斯不能去，因为这条狗在雪地上简直像发疯似的；再说它也老大不小了，一只十岁的猎犬就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翁。
我们拖着我们的空雪橇走过朗富尔，直到约翰内斯草地。只有图拉有时让我、有时让燕妮拉着走。燕妮喜欢拉图拉，她往往自告奋勇地去拉。可是图拉只在自己高兴时才让人拉，而在有人愿意效劳时却又不让人拉。我们在青格勒高地滑雪，在阿尔布雷希特高地或者市里经营的约翰内斯山大滑道上滑雪。都说这条滑雪道危险，可我——更确切地说，我是个胆小的孩子——却宁愿在当做大滑雪道缓跑场地的坡度比较平缓的约翰内斯草地上滑雪。每当市立滑雪场上人太多时，我们往往就去森林的另一边滑雪。这一边在右面，从耶施肯塔尔路开始，在霍赫施特里斯后面一直延伸到奥利瓦森林。我们滑雪的这座山叫埃尔布斯山。一条滑雪道从这座山的山顶直接通到埃迪阿姆泽尔在斯特芬路的别墅园圃里。我们趴在雪橇上，四处张望着，穿过积着白雪的榛子树丛，穿过即使在冬天也散发出刺鼻气味的染料树。
阿姆泽尔老在室外工作。他穿一件鲜红的套衫。他那编织的、红色的紧身袜裤消失在胶皮靴子里。他身后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号安全别针，别着一条十字交叉地罩在套衫胸部的白色滑雪披巾。红色第三次出现，一顶有白色流苏的红毛线帽子箍在他的头上。我们真想笑，但又不能笑，因为一笑，雪就会从榛子树上掉下来。他在做五个小人儿，这些小人儿就像孤儿院里的孤儿似的。有时候，当我们埋伏在有积雪的染料树和黑色染料树豆壳后面时，有几个孤儿同女看守一道走进了阿姆泽尔的园子。他们身穿青灰色罩衫，头戴青灰色帽子，戴着鼠灰色的护耳。他们无父无母，冻得瑟瑟发抖地站在那儿当模特儿，一直站到阿姆泽尔给他们每人满满一纸袋糖果，他们才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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