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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上海王安忆的家里，就当前文坛的种种景观和思潮，对王安忆进行了采访。
记者：作家有两种：一种人的思考是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而改变，易受影响；而另一种人的变化是间接的，他们从阅读出发，自我思索，又有一些新艺术思想在创作上得到反映，你也是这样的吗？
王安忆：不，这不一定。其实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大家观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
记者：现在文坛上女作家非常活跃，在写作上女性作家对语言的把握、表现和叙事方式上比男作家做得要好，而且特别轻松，是吗？
王安忆：女作家比男作家写作更勤奋一些更认真一些。但在写作上我认为没有具体性别之分。现在有些评论的观点是从作家自己谈创作的文章中得来的，这是要上当的。创作过程是说不清楚的，想象力不可捉摸。现在在作家中也存在一种风气，把自己的创作谈得特轻松特潇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些写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写作生活写得非常轻松，非常浪漫潇洒，这是不真实的。我写作用笔写，产量也不是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
记者：现在许多作家纷纷转向专栏写作，写些散文随笔小品，有时候几个作家拟好一个话题，一块儿写一块儿发表，你写吗？
王安忆：这是一种流行，约稿很多，但我不写。
记者：80年代的女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和现今的女作家不一样。如张洁的方舟，她不是靠历史、哲学或深思一个历史真实，而是从直觉写作上守住了人性的一些基本良知，对社会文学异化有一种排斥感，她力求深化自己，而现今走红的女作家却大不一样了，她们失去了一种姿态。
王安忆：现在的作家性别意识不是很强，女作家和男作家很像。8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不仅仅是张洁。而现在两性作家在写作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她们很现实，拼命把现实世界的面目表现出来，尤其是“新写实小说”那一派。有些评论家把方方也归纳到“新写实”里去，这不正确。对于“新写实”小说，我觉得缺少一种诗意，尽管写作能力很强，语言非常利落。现在这批作家的差别也很大，笼统归为一派不太科学，这可能与评论家的评论有关。
记者：常看作品吗？
王安忆：不是看得很多，有时候看到有些作品写得特别好，蛮喜欢的，就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有位部队作家阎连科，写作很有感情，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写得很好，有沉痛感。反观别的作家，大概是写多了，故事、文字、情节、语言、技巧、文体都很漂亮，但就是没有感情。
记者：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女作家，但对于这批女作家的作品批评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以前都是中性批评，照着社会一个大的方向进行批评，倒是现在几个女评论家的批评很不错。
王安忆：对，季红真、戴锦华等人的批评都是很中肯很不错的。但可惜的是她们现在都转到现代文学史研究上了。
记者：从世界背景来看，许多“新”的东西已变得非常缺乏价值，比如表现主义小说，曾在日本国内轰动一时，但放到国际上，与卡夫卡一比就看出那只不过是模仿品。
王安忆：这很可悲，什么叫第三世界？就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那些强民族强国家侵略弱民族弱国家，用他们的文化观念标准去消耗别人的民族文化，把他们的观念标准强加与人。
记者：这也包含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入侵和影响，关键在于他们帮你做了选择。
王安忆：这种情况非常像70年代的台湾，他们的文学界起来了一批知识分子——乡土派作家，当时我还不懂，最初看陈映真等人的作品不知他们的情绪为什么那么激烈。当时我只是从文学表面、文学本身来看，到今天中国内地也出现了种种类似景观，我突然明白了他们作品的价值所在。
日前，记者在上海王安忆的家里，就当前文坛的种种景观和思潮，对王安忆进行了采访。
记者：作家有两种：一种人的思考是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而改变，易受影响；而另一种人的变化是间接的，他们从阅读出发，自我思索，又有一些新艺术思想在创作上得到反映，你也是这样的吗？
王安忆：不，这不一定。其实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大家观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
记者：现在文坛上女作家非常活跃，在写作上女性作家对语言的把握、表现和叙事方式上比男作家做得要好，而且特别轻松，是吗？
王安忆：女作家比男作家写作更勤奋一些更认真一些。但在写作上我认为没有具体性别之分。现在有些评论的观点是从作家自己谈创作的文章中得来的，这是要上当的。创作过程是说不清楚的，想象力不可捉摸。现在在作家中也存在一种风气，把自己的创作谈得特轻松特潇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些写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写作生活写得非常轻松，非常浪漫潇洒，这是不真实的。我写作用笔写，产量也不是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
记者：现在许多作家纷纷转向专栏写作，写些散文随笔小品，有时候几个作家拟好一个话题，一块儿写一块儿发表，你写吗？
王安忆：这是一种流行，约稿很多，但我不写。
记者：80年代的女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和现今的女作家不一样。如张洁的方舟，她不是靠历史、哲学或深思一个历史真实，而是从直觉写作上守住了人性的一些基本良知，对社会文学异化有一种排斥感，她力求深化自己，而现今走红的女作家却大不一样了，她们失去了一种姿态。
王安忆：现在的作家性别意识不是很强，女作家和男作家很像。8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不仅仅是张洁。而现在两性作家在写作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她们很现实，拼命把现实世界的面目表现出来，尤其是“新写实小说”那一派。有些评论家把方方也归纳到“新写实”里去，这不正确。对于“新写实”小说，我觉得缺少一种诗意，尽管写作能力很强，语言非常利落。现在这批作家的差别也很大，笼统归为一派不太科学，这可能与评论家的评论有关。
记者：常看作品吗？
王安忆：不是看得很多，有时候看到有些作品写得特别好，蛮喜欢的，就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有位部队作家阎连科，写作很有感情，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写得很好，有沉痛感。反观别的作家，大概是写多了，故事、文字、情节、语言、技巧、文体都很漂亮，但就是没有感情。
记者：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女作家，但对于这批女作家的作品批评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以前都是中性批评，照着社会一个大的方向进行批评，倒是现在几个女评论家的批评很不错。
王安忆：对，季红真、戴锦华等人的批评都是很中肯很不错的。但可惜的是她们现在都转到现代文学史研究上了。
记者：从世界背景来看，许多“新”的东西已变得非常缺乏价值，比如表现主义小说，曾在日本国内轰动一时，但放到国际上，与卡夫卡一比就看出那只不过是模仿品。
王安忆：这很可悲，什么叫第三世界？就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那些强民族强国家侵略弱民族弱国家，用他们的文化观念标准去消耗别人的民族文化，把他们的观念标准强加与人。
记者：这也包含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入侵和影响，关键在于他们帮你做了选择。
王安忆：这种情况非常像70年代的台湾，他们的文学界起来了一批知识分子——乡土派作家，当时我还不懂，最初看陈映真等人的作品不知他们的情绪为什么那么激烈。当时我只是从文学表面、文学本身来看，到今天中国内地也出现了种种类似景观，我突然明白了他们作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