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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战争时期，安娜不敢乱走，但是在一些主要的交岔路口，安娜发现这些地方都设立了反坦克路障。<－》宪兵队继续在这儿检查路人的证件，随时准备逮捕和处死那些逃兵。穿着平民服装的德军军官和士兵开始零零散散来到地下室。
安娜对搭档道：“这些都是开小差的逃兵！”
安娜突然想起了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亲率本国精兵三百人拒守山地关口温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娜在学校里听到的。
安娜叹了口气，对搭档道：“可能在这儿或那儿，300名德国人会那样做，不过300万人却不会。人越多，表现学校书本上那样英雄主义的可能性越小。”
“或许每个人都不想死吧！”搭档对安娜这样说道。
当安娜沿着城区铁路时，安娜发现，路边的一些孩子正在将尸体蜷曲旋转，逗弄着尸体玩。
不过，当安娜再看到一些人时，则被眼前的童子军景象惊呆了：在大的钢盔下，带着稚气的娃娃脸……他们的身材如此瘦削，如此弱小，穿在身上的军装显得太大了。安娜很奇怪自己为什么对这种“儿童虐待”现象如此愤怒，如果他们再大几岁，她自己也许就不会这么悲伤了。安娜想了很久终于给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里，大自然物种保护的生存法则已被破坏，有人正将未发育完全的人投入战斗。
也许正是由于死亡同性成熟紧紧联系在一块的法则的影响，在苏军抵达城边后，年轻的士兵们急不可耐地希望失去贞操。德国女孩们非常清楚可能被苏军强奸，因而她们几乎宁愿将“第一次”献给任何德国男孩，也不愿它被一个醉醺醺又可能有暴力倾向的苏军士兵拿走。
马祖里的“大德意志”电台广播中心有五百多名工作人员，2／3都是年轻姑娘——许多人才刚过18岁。在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种“崩溃的真实感觉”蔓延开来。在由各种声音组成的丰富的音响中，人们酩酊大醉。随意满足自己的各种冲动。同样，在没有照明的地下室和掩体内，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进行着大量的性行为，死亡的危险所引起的**望几乎不是什么神秘的历史现象了。
安娜是这样描述了柏林城当时的气氛。德国的男孩和姑娘们只是“满足**”和“疯狂地寻求快感”。不过，这种说法气势表明安娜并不了解柏林城真实的情况，尤其是那些面临强奸危险的女孩子们。不管如何，在柏林动物园掩体周围，在蒂尔花园区废墟间初绽的杜鹃花丛中，有些人在野合。除此，许多彼此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人只是迫切地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不过。安娜在柏林也的确遇到了危险，在离城区铁路站不远的诺伊科林。安娜在几名德军宪兵的监视下，正在对一些难民采访时，突然听到附近有一辆空军紧急供应货车在铁路线上抛了锚，安娜惊奇的注视着，德国的妇女们从两旁的地下掩体中，冲出去抢夺车上的物品，她们跳进包厢和柳条箱内，拿走任何可以拿的东西。
然而。噩梦到来了，这时苏军的一架对地攻击机突然飞临诺伊科林的上空对地攻击，使用机关枪对围在货车周围的她们进行扫射并投掷小型炸弹。安娜注意到一个女人正抱着满怀的卫生纸。安娜滚到了一个炸塌的掩体下躲了起来，而那个女人当场死亡。
“她竟是为了这些东西而死。”安娜想。
当然安娜还亲眼见证了关于洗劫柏林赫尔曼广场的卡斯德特百货商店的事件。安娜在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排队的购物者在4月21日的第一波次轰炸中被炸得血肉横飞。据说，党卫军部队试图炸掉这幢建筑，并允许平民可以先拿走任何想要的东西。有人说党卫军在炸毁建筑时还炸死了许多过于贪婪的洗劫者。”实际上，党卫军“诺德兰”师起初接管这栋建筑时并不想炸掉它。他们想利用卡斯德特的姊妹塔观察苏军在诺伊科林在和腾珀尔霍夫机场的攻击行动。
安娜的搭档已经开始害怕了，他对安娜道：“我们还是立即撤往国际红十字会控制的区域吧！那里肯定会安全点！安娜，我们走吧！我不想死在这里！”
安娜环视了已经陷入黑暗中的柏林。点点头同意道：“明天天亮我们马上就走！这里的却已经不安全了！”
柏林一旦电力供应中断，无线电就停止广播，唯一可以获得的信息就是传闻了，柏林城内散布的消息虚假的成分更多一些。有人称，莫德尔陆军元帅没有自杀，他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了。帝国本身也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谎言网，不管谎言是多么的不准确，任何事情看上去却都是真实可信的。
进攻柏林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第7政治部空投了大量传单对柏林进行闪电宣传攻势。传单告诉德军士兵继续战斗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走进苏联监狱是活命的唯一方式，他们根本不值得为法西斯政府送命。其他的一些传单则为德军提供了向苏军投降的“安全行为通行证”。
安娜手中拿着这些从空中飘飘扬扬的用德语印刷的传单，心中有些不屑。无论安娜的心思是怎样，苏联的政治部宣称心理战取得了成功，因为在柏林投降的50％的德国人都在投降时向苏军出示了这样一张传单。
苏军一共空投了95种传单，共约500万份。其他的大约166万张传单都是由苏联派遣德国平民和士兵穿越边境线回来分发的。在柏林攻击行动中，2365名平民被派回来对城市进行渗透。同样被派回来的还有2130名德国战俘，其中1845名战俘又带回来8340名战俘。由于这项战术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而第3突击集团军司令命令由政治军官监督大量释放德军战俘。
经过改造的战俘——德国当局称之为“策反战俘”的人被苏军从前线派回了柏林，并带回了新战俘写给家人的信。比如，马克下士在信中这样给父母写道：“我的亲人们，昨天，我沦为了苏军的阶下囚。我们听说俄国人会枪毙俘虏，不过实情并不是这样。俄国人非常友好，他们给我们食物，为我们供暖，我感觉很好。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也很快会再见到你们，我的亲人们。不要为我担心，我还活着，身体很好。”
从信的措辞和落款中可以看出，这封信是由马克口述，由苏军军官笔录的。不过尽管如此，这类信件的口头传达效果却抵得上成千上万份传单。
苏军向柏林散发了一种专门写给柏林妇女的传单。“由于纳粹集团害怕受到惩罚，因而他们希望尽量拖延战争。... -->>
由于是战争时期，安娜不敢乱走，但是在一些主要的交岔路口，安娜发现这些地方都设立了反坦克路障。<－》宪兵队继续在这儿检查路人的证件，随时准备逮捕和处死那些逃兵。穿着平民服装的德军军官和士兵开始零零散散来到地下室。
安娜对搭档道：“这些都是开小差的逃兵！”
安娜突然想起了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亲率本国精兵三百人拒守山地关口温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娜在学校里听到的。
安娜叹了口气，对搭档道：“可能在这儿或那儿，300名德国人会那样做，不过300万人却不会。人越多，表现学校书本上那样英雄主义的可能性越小。”
“或许每个人都不想死吧！”搭档对安娜这样说道。
当安娜沿着城区铁路时，安娜发现，路边的一些孩子正在将尸体蜷曲旋转，逗弄着尸体玩。
不过，当安娜再看到一些人时，则被眼前的童子军景象惊呆了：在大的钢盔下，带着稚气的娃娃脸……他们的身材如此瘦削，如此弱小，穿在身上的军装显得太大了。安娜很奇怪自己为什么对这种“儿童虐待”现象如此愤怒，如果他们再大几岁，她自己也许就不会这么悲伤了。安娜想了很久终于给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里，大自然物种保护的生存法则已被破坏，有人正将未发育完全的人投入战斗。
也许正是由于死亡同性成熟紧紧联系在一块的法则的影响，在苏军抵达城边后，年轻的士兵们急不可耐地希望失去贞操。德国女孩们非常清楚可能被苏军强奸，因而她们几乎宁愿将“第一次”献给任何德国男孩，也不愿它被一个醉醺醺又可能有暴力倾向的苏军士兵拿走。
马祖里的“大德意志”电台广播中心有五百多名工作人员，2／3都是年轻姑娘——许多人才刚过18岁。在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种“崩溃的真实感觉”蔓延开来。在由各种声音组成的丰富的音响中，人们酩酊大醉。随意满足自己的各种冲动。同样，在没有照明的地下室和掩体内，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进行着大量的性行为，死亡的危险所引起的**望几乎不是什么神秘的历史现象了。
安娜是这样描述了柏林城当时的气氛。德国的男孩和姑娘们只是“满足**”和“疯狂地寻求快感”。不过，这种说法气势表明安娜并不了解柏林城真实的情况，尤其是那些面临强奸危险的女孩子们。不管如何，在柏林动物园掩体周围，在蒂尔花园区废墟间初绽的杜鹃花丛中，有些人在野合。除此，许多彼此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人只是迫切地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不过。安娜在柏林也的确遇到了危险，在离城区铁路站不远的诺伊科林。安娜在几名德军宪兵的监视下，正在对一些难民采访时，突然听到附近有一辆空军紧急供应货车在铁路线上抛了锚，安娜惊奇的注视着，德国的妇女们从两旁的地下掩体中，冲出去抢夺车上的物品，她们跳进包厢和柳条箱内，拿走任何可以拿的东西。
然而。噩梦到来了，这时苏军的一架对地攻击机突然飞临诺伊科林的上空对地攻击，使用机关枪对围在货车周围的她们进行扫射并投掷小型炸弹。安娜注意到一个女人正抱着满怀的卫生纸。安娜滚到了一个炸塌的掩体下躲了起来，而那个女人当场死亡。
“她竟是为了这些东西而死。”安娜想。
当然安娜还亲眼见证了关于洗劫柏林赫尔曼广场的卡斯德特百货商店的事件。安娜在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排队的购物者在4月21日的第一波次轰炸中被炸得血肉横飞。据说，党卫军部队试图炸掉这幢建筑，并允许平民可以先拿走任何想要的东西。有人说党卫军在炸毁建筑时还炸死了许多过于贪婪的洗劫者。”实际上，党卫军“诺德兰”师起初接管这栋建筑时并不想炸掉它。他们想利用卡斯德特的姊妹塔观察苏军在诺伊科林在和腾珀尔霍夫机场的攻击行动。
安娜的搭档已经开始害怕了，他对安娜道：“我们还是立即撤往国际红十字会控制的区域吧！那里肯定会安全点！安娜，我们走吧！我不想死在这里！”
安娜环视了已经陷入黑暗中的柏林。点点头同意道：“明天天亮我们马上就走！这里的却已经不安全了！”
柏林一旦电力供应中断，无线电就停止广播，唯一可以获得的信息就是传闻了，柏林城内散布的消息虚假的成分更多一些。有人称，莫德尔陆军元帅没有自杀，他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了。帝国本身也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谎言网，不管谎言是多么的不准确，任何事情看上去却都是真实可信的。
进攻柏林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第7政治部空投了大量传单对柏林进行闪电宣传攻势。传单告诉德军士兵继续战斗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走进苏联监狱是活命的唯一方式，他们根本不值得为法西斯政府送命。其他的一些传单则为德军提供了向苏军投降的“安全行为通行证”。
安娜手中拿着这些从空中飘飘扬扬的用德语印刷的传单，心中有些不屑。无论安娜的心思是怎样，苏联的政治部宣称心理战取得了成功，因为在柏林投降的50％的德国人都在投降时向苏军出示了这样一张传单。
苏军一共空投了95种传单，共约500万份。其他的大约166万张传单都是由苏联派遣德国平民和士兵穿越边境线回来分发的。在柏林攻击行动中，2365名平民被派回来对城市进行渗透。同样被派回来的还有2130名德国战俘，其中1845名战俘又带回来8340名战俘。由于这项战术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而第3突击集团军司令命令由政治军官监督大量释放德军战俘。
经过改造的战俘——德国当局称之为“策反战俘”的人被苏军从前线派回了柏林，并带回了新战俘写给家人的信。比如，马克下士在信中这样给父母写道：“我的亲人们，昨天，我沦为了苏军的阶下囚。我们听说俄国人会枪毙俘虏，不过实情并不是这样。俄国人非常友好，他们给我们食物，为我们供暖，我感觉很好。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也很快会再见到你们，我的亲人们。不要为我担心，我还活着，身体很好。”
从信的措辞和落款中可以看出，这封信是由马克口述，由苏军军官笔录的。不过尽管如此，这类信件的口头传达效果却抵得上成千上万份传单。
苏军向柏林散发了一种专门写给柏林妇女的传单。“由于纳粹集团害怕受到惩罚，因而他们希望尽量拖延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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