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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教授开门见山对我说道:“我给你问了,名单没解密,想看可以,拿国务院的介绍信。”
“那就等于不能看嘛……我看您特意上门,还以为有啥好消息呢。”我从袋子里掏出一把花生,搓掉皮,咯吱咯吱嚼起来。
郑教授眉头一皱:“你的意思是说,我办不成事,就不能来这儿对不对啊?”我赶紧说那怎么会,欢迎您天天来,有大学教授给我看门面,多合算。郑教授哼了一声,自己搬了个板凳坐下。我拿了个白瓷碟盛花生,又拿来两个杯子,把啤酒盖儿起开。
郑教授先浅浅啜了一口,拿起俩花生:“你这一出去好几天,我都没地儿找人说话去。”
“其他人呢?”我问。
“唉,非常时期,都在外头忙着呢。学会转型,兹事体大,现在所有人都围着这个转。就我一个闲人。”郑教授口气微带自嘲,又喝了一口,脸上开始微微泛红。他嗜酒,但酒量很差,只能喝点啤的过过瘾。我见他情绪不太高,就试探着问:“他们没让您掺和一下?”
郑教授一听,把玻璃杯“砰”地搁到桌子上,看了我一眼:“小许,你可别以为我是觉得被人忽视而心怀怨念,我是有点事想不通。刘老的方案我看了,我总觉得吧,学会这么一转型,味道可就变了。五脉是干吗的?去伪存真!几百年了,就靠这简简单单四个字安身立命。可现在转型以后,居然要搞拍卖行了。”
“拍卖行?”我听了一惊,学会转型,居然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啊。
郑教授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堆。我这才知道刘一鸣的中华鉴古研究学会转型,目标是要建起国内第一家民间古玩拍卖行。拍卖行在国内还是个新兴事物,国家政策最近刚有松动,以刘一鸣的眼光和雄心,肯定是想抓住这次机会抢先占据市场,成为中国的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这种东西,对古玩市场意味着什么?拍卖行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是威力强劲的发动机,能把高端古玩市场炒大做大,彻底改变中国古玩格局。不用别的,只消拍出去一两件天价文物,市场气氛马上就能被引导起来,到时候你想让什么藏品红,它在市面上就大热;你说哪件藏品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能把控住市场风向和价格,这其中的利益,大了去了。
以五脉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业界信誉,搞起拍卖行来,确实实至名归。有明眼梅花坐镇,还怕这拍卖行卖的不是真东西吗?不过拍卖行牵涉太多,操作起来非常复杂,人脉、政策、资金、人才一样都不能少,更不能没有整个古玩行当的支持。这么大的工作量,难怪五脉都忙了个四脚朝天。
“这么一折腾,是比从前赚钱多了,可整个五脉牵扯到的利益太广太复杂,就不纯粹了。现在社会上总说一切向钱看,但咱们学会可不能一时眼热,为了眼前利益把招牌给毁了不是?五脉这么干,成了下场踢球的裁判,早晚得出事呀。现在社会上老说,造*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一直愤愤不平。想不到咱们五脉也要向钱看了……”郑教授晃晃酒瓶子,“哎,不说了,不说了,说说你吧,你怎么想起来要关心《清明上河图》,这不是你的专业啊?”
“我不是跟您说了嘛,想提高一下文化修养。”
郑教授看了我一眼,把酒瓶子重重一搁,大为不满:“我虽然迂腐,但不傻。你真想研究这个,书店里的书多了去,何必追着要问鉴定者名单?”
“哎……这个……”我一下子没词儿了,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他道,“我不想跟您说谎,这事儿现在还不能说。”
“跟许一城有关系?”郑教授眼神一凛。
我点点头,这不算撒谎,但我不能继续说下去了。素姐特意嘱托过我,暂时不可惊动五脉。老朝奉在里面不知道安插了多少眼线,所以我一个人都不能彻底信任。
以郑教授的智慧,应该能看穿我的难言之隐。他无言地看着我,先是嘴角嚅动几下,末了却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我肩膀,哑着嗓子说我不问了,等到时机成熟了你再告诉我吧。我知道他是想起药不然了,他最喜欢的学生,最后却成了叛徒,这对他的打击是相当大的,让他没法对我开口说你可以信任我。我歉疚地看了他一眼,举起杯子。
我们俩在沉默中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杯,又嚼了几粒花生。大概是觉得气氛有些尴尬,郑教授开口道:“其实那份名单,也未必弄不到。”我抬头看着他,心里一阵感动。即便我不肯吐露真相,郑教授还是打算帮助我。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种赎罪,还是一种信赖。
“郑教授,您不必勉强……”
郑教授一抬手阻住我的话,表示不必在意,然后说道:“想知道名单里都有谁,这个很难。但反过来想,你若心里有一个人选,想知道他在不在名单里,这个就相对容易点。”
我眼睛一亮,郑教授的话没错。如果我有特定目标,想知道他是否参与《清明上河图》的鉴定,可以有多种办法去求证,不一定通过名单。最简单的,是去问他本人,或者去查他当时的行程,或者询问他身边的人,总之手段多多。
“那你有人选吗?”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嗯……没有特定的,不过应该是五脉中人。”郑教授放下酒杯,思考片刻:“书画鉴定肯定是刘家的事,而他们家有资格进专家组鉴定《清明上河图》的,就那么有限的几个人。这个你别管了,我去帮你打听——不过你想看《清明上河图》实物,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这个我自己想辙,哪能老是麻烦您呢。”我赶紧说。不过心里却十分失望。这次返回首都,我要查出老朝奉的身份,也要验证素姐的猜想。两者缺一不可。钟爱华的报道,还在郑州压着,可等不了我太久。
“非得看实物不可吗?书店里也应该有高清画册卖吧?或者琉璃厂弄一卷原大尺寸复制品,问题也不大。”
我摇摇头,这就和鉴宝一样,不可能对着张照片就妄下结论,得亲眼看见东西,才能定真伪。再说,那些所谓的高清图册和复制品,清晰度都不行,看不到细节——而重要信息往往就隐藏在细节里。
“不是实物,哪能看得那么清楚啊。”我喃喃道。这是我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不容出错。
郑教授见我一脸失望,把杯中啤酒一饮而尽,打了个酒嗝,嘿嘿一笑:“你有没有试着找过‘图书馆’?”
“哪个图书馆?北图还是国图?”
“都不是,‘图书馆’他是个人。”
郑教授的表情变得有点神秘莫测。
在我眼前,是一条僻静混乱的小路,两侧都是些洗发店、杂货铺和几家小饭馆,旁边还有一个砖砌的临时厕所,用白灰歪歪扭扭写着“男”和“女”,阵阵味道从砖空里散发出来,和洗发屋里声嘶力竭的录音机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一场怪味交响乐。路面坑坑洼洼的,坑底堆积着颜色不一的垃圾,车一过就会掀起一阵灰尘。远处一列绿皮的火车鸣笛,然后从这些低矮的建筑群中呼啸而过。
这里是首都南城的一个小村,离丰台不远。京城素有东贵西富北贫南贱的说法,有说是清朝以来的传统,有说是四九城的风水。如今北边已经有所改善,唯独南城,发展始终不阴不阳,往南边稍微走上几里,京城的富贵气就陡然收敛,怎么都脱不了破落二字。
我要去的地方,是在这小胡同的尽头。那里有一个小院,院门是铁皮包裹,锈迹斑斑,此间主人显然没怎么尽心打理过。我推门进去,先吓了一跳。在这方院子里,除了停着一辆人力三轮车以外,只有书,铺天盖地的书,几乎没落脚的地方。我粗粗扫了一眼,古今中外什么书都有,花花绿绿眼花缭乱。
“图书馆在吗?”我扯着脖子喊了一句。
“在。”
在书山之中站起一人来。这人穿着身褐色的夹克衫,叼着烟卷,腰上还绑着一个旅游腰包。我仔细端详,这家伙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人长得跟中学几何题似的,特别规整,脸是标准圆形,两个三角眼,一个梯形鼻,嘴唇薄似一段线段。
“你就是图书馆?”
“有话快说,我正忙着呢。”图书馆不耐烦地回答,顺手从旁边扯来一段纤维绳,弓下腰,手里一翻,一摞书在一瞬间就被捆好了。
郑教授昨天说过,这人脾气不太好,但却是个奇人。从他的外号就能看出来——图书馆,里头全是书。这家伙是倒卖二手旧书的,只要是旧书,管你是善本孤本还是大路货,无所不收,门类极杂,没他弄不到的书。北京搞学术的,都知道图书馆,有时候大学书库里查不到的冷僻资料,到他这来问,往往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只要你问对问题。”郑教授临走前这么叮嘱我。
于是我也不跟他客气,开门见山:“你这儿有《清明上河图》吗?”
图书馆停下手里的活,站在书山顶居高临下鄙夷地望了我一眼:“话都不会问。我这儿《清明上河图》有几百种,书上的、杂志上的、谱上的、海报上的,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清明上河图》的真本。”
图书馆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一挥手:“你走吧,我这儿没那玩意儿,你得去故宫偷。”
我换了一个问题:“你这里有没有和真本完全一样的复制品?”
“没有。”他连想都不想就回答道。
我一阵失望,忽然想起郑教授的叮嘱,又问了第三遍:“我能不能在你这里看到真本?”
这次图书馆一点也没犹豫:“能。”
我糊涂了,这三个问题,根本就是彼此矛盾。他这里没有真本,又怎么给我看到真本?我正迷糊,图书馆从书山上跳下来,拍拍夹克衫上的灰,朝我伸手。我也伸手过去,跟他握了握。图书馆先是愕然,然后愤怒地甩开:“谁他妈说跟你握手了?钱!老子说的是钱!”
我知道这事肯定不会毫无代价,但没想到他这么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
“多少?”
“两万,让你看见真本。”图书馆吐出个数字。
我差点没抓起本书去砸他,拦路抢劫啊这是!两万块,这还只是看真本的价,漫天要价也不是这么个要法。图书馆见我犹豫,抓了抓鼻子:“有钱就拿,没钱就滚,别耽误老子做生意。”
“你这也太贵了吧?能不能便宜点?”
“你想要看的东西,就我这儿有,你还非看不可。我不赚你的钱赚谁的钱?对不起,一分不降。”图书馆一点也不忌讳,大大方方地说道。他看我脸色铁青,从腰袋掏出一迭票子,伸了伸舌头,蘸着口水数了起来。点了一回,他拿个橡皮筋套好,在我面前扇了扇:“你们这些读书人,平日里假装挺清高,好像书一沾钱就俗了,说白了还不是舍不得出钱?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才是最美好的东西,藏书的都是傻逼。”
在我的印象里,和书接触的人,要么是姬云浮那样的带着儒雅,要么就像郑教授那样带点痴气,哪怕本性贪图富贵,也多少会遮掩一下。我来之前,还在想图书馆对藏书如此精通,说不定是一个嗜书如命的疯子,却实在想不到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图书馆斜着眼,咧开嘴道:“我知道你嘴上怕得罪我不说什么,心里把我鄙视得要死。甭担心,只要你出钱,就算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这生意我也跟你做。”
“就算做生意,也讲究个等价交换。你这两万,开得太离谱了。”
图书馆耸耸肩:“我认钱,可不代表我不识货。《清明上河图》是什么东西,搁到国外,卖个几百万都没问题。”
“但我只是看一眼而已。”
“所以才收你两万。”
“你先告诉我怎么看。”我不肯相让。图书馆鼻子里喷出一声,不再理睬我,转身要往屋子走。我大喝一声:“你若是不告诉我,我就举报你去!”
图书馆停下脚步,转回头来:“举报啥?我的书都是正路收来的。”
“这本也是吗?”我从旁边的书堆里拿起一本《*》。这本书和阎山川床底下发现的那本差不多,混在一大堆杂志里,估计是图书馆收上来以后,还没时间挑拣。
“这是别人打包卖给我的。”图书馆眼睛盯着封面,然后又挪开了。
“你说我去派出所举报你私藏淫秽书刊,警察会信谁?我可告诉你,最近可正严打呢。”
图书馆没想到我来这么一手,两个三角眼都快瞪成四边形了。我俩这么对峙了一分钟,他终于恨恨一跺脚:“你够狠,跟我来吧!”果然要对付这种唯利是图者,就得打其软肋。我跟着他进了屋子,屋子里同样摆满了书,四面墙有三面都是接天连地的大书架,上面乱七八糟摆放着大量书籍。
图书馆也不给我让座,自顾自走到书架前,摇头晃脑,指头在虚空中一排排书架点过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我问他干吗呢。他说检索。
我随他的目光去看,这书架上的东西可够杂的,从画报杂志到《毛主席语录》,从脏兮兮的《推背图》到民国小学课本,从商务印书馆译名著再到《芥子图画传谱》,琳琅满目。在中间有四个大书架,上面的东西以黑、黄、褐等颜色为主,没有封面,灰扑扑的。
“你这儿还真是什么书都有啊……”我大为感慨。
“书有什么稀奇,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牛逼,是因为我除了书以外,还收各种档案。”图书馆说。
“档案?”
“人们对书挺尊重,对档案却不怎么重视。一出动乱,就丢得到处都是。盛宣怀牛不牛?留了一批盛档,多贵重哇,结果现在星流云散,十不存一。我专收这类东西,你想找什么银号的账本、赫德的海关档案、张学良的电报密码本,咱这都能给你挖出来。原先这些档案没人问津,现在倒值钱了,那些研究历史的老先生们,都得过来求我。嘿嘿,钱可不少收。”
他一边絮叨着,一边来回检索,最后把目光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他搬来几摞书,高低摆成一个台阶,然后踏上去,伸手在书架上掏啊掏啊。忽然一阵灰尘响动,上面一叠东西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有八几年的挂历,有黑乎乎的碑拓,甚至还有两张发黄的《人民日报》。图书馆跳下台阶,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
这牛皮袋子是典型的机关档案袋,颜色有些发暗,估计很久没打开了。图书馆拿给我看,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几个正楷大字,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清》鉴图档馆存第一号乙备。”上面还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红戳,不过略有褪色。
我的心脏咚咚跳了起来,看来这是《清明上河图》鉴定组的工作档案。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呐,你看到了?”图书馆没好气地抖了抖档案袋。
“这里装的是什么?”
“你不认字啊?这是《清明上河图》在文物局留的资料备档,里面都是实物照片。”
“又是照片啊……”我叹息一声,看来这趟又是无用功。《清明上河图》的照片在市面上铺天盖地,能用的话,还用得着跑来这里查?
图书馆把档案袋一收,不屑道:“你懂什么?我收的档案,能和别人一样么?我告诉你,这是鉴定时用的原始资料。古画不能长时间曝光,所以当时在鉴定前,用专门设备从多个角度拍了几十张高清照片,细节纤毫毕现。大部分鉴定工作,其实是对着照片进行的。鉴定结束以后,这些照片也就存档入馆,放在文物局做备份。前几年文物局清理档案,不知哪个白痴把它扔了出来,被我捡了个大便宜。市面上那些复制品的精度,能跟这母本比?”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说他没有真本,但却可以让我看到真本了。既然这些原始照片可以满足鉴定组的专家们的要求,那么对我来说,一定也足够了。我想到这里,兴奋地要去拆档案袋,图书馆却轻轻一撤,把它收了回去。
“我只答应告诉你怎么看,可没答应让你看。你现在看到东西了,可以放心了吧?两万块,我把它卖给你。”
“可两万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你可以不看嘛。”图书馆笑眯眯地把档案袋搁到身后,然后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凶光,“你别打举报的主意,你敢去派出所,我立刻就把它扔炉子里烧了烤肉串用。”
我陷入两难境地。不是我舍不得出这两万块,而是这价格实在太离谱了。这些照片,只是要拿去验证一个未确定的猜想而已。我望着图书馆贪婪的眼神,突然想到,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找照片的目的。他之所以敢叫两万的高价,是观察到了我进院以后的急切神情,觉得一定能吃定我。
这在古董行当,叫作见人敬茶。有经验的老店主,就算对这客人背景一无所知,只要观察他看一件古玩的表情,就大致能判断出他是真心想要还是聊胜于无。据此报价,无有不中。
想到这里,我伸出两个指头:“两万我是真出不起。两千块,我在这里看完,您再拿回去,如何?”
这下轮到图书馆犹豫不决了。两千块不算少,能买下几车书了,而我要求的,仅仅只是看一眼照片,等于说这两千块他是白拿。可他又有点不甘心,从两万变到两千,落差有点大。不过当图书馆看到我摆出一副“谈不成老子就走了”的表情后,终于还是妥协了。与其开一个把买主吓走的天价,还不如赚这两千块来得实在。
图书馆犹豫再三,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一场博弈,双方都用了心思,总算是皆大欢喜。他是白赚,而对我来说,花两千块换来老朝奉的软肋,也是极划算的。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出去银行提了现。等我取钱回来,图书馆已经收拾出了一个小书桌,把档案袋搁在上头,还配了一把剪刀、一枚放大镜和一盏橘黄色的小台灯,居然还有一杯冲好的橘子水。这家伙市侩归市侩,服务精神真是没得说。
我把钱交给他,图书馆唾沫星子横飞地数完,下巴一摆道:“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我不打扰你,爱看多久看多久。那杯橘子水是白送的,饿了想吃东西就得另外掏钱了。”说完推门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无数本破败的旧书环伺四周,颇有一种“乌衣巷内老雕虫”的感觉。我扭亮台灯,用剪子仔细剪开档案袋的封口,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十二英寸的规格,少数几张七英寸的,相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性质差不多。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大致传承,和看一个人的履历差不多。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准确地说,张择端的名字在画卷上出现过。但那是在一个叫张著的金朝人的题跋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金明池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据素姐的老师说,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认定张择端是作者,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严格来说,这种手法属于循环论证。张著说作者是张择端,所以这卷画是真的;因为这卷画是真的,所以张著说的作者是对的。
作者本人在呕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却要等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说出来历,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台北故宫藏有一卷《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院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其上有“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的题款。仿本尚且有此,真本岂会遗漏?
我把照片和放大镜都放回到桌子上,身子朝后一靠,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素姐说的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迫曝露在阳光下。
这就好像警方不一定有犯罪分子的确凿证据,只要寻个足够将其羁押的理由,再慢慢审出真相来便是。
我按捺住心头狂喜,万里长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
我重新睁开眼睛,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这是木户小姐从日本给我寄来的——对着我挑出的几张照片喀嚓喀嚓拍了几张,然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对着上面的红戳也拍了几张。
我做完这一切工作后,把照片重新装回信封里,把图书馆叫进来。图书馆进屋说你看完啦,我说看完了。图书馆拿起信封,重新粘好扔回到书架上,冲我一伸手。我一边把两千块钱递给他一边说:“你信封里看都不看,就不担心我偷拿走两三张照片?”图书馆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新票子,我微微一笑,伸手前递,他一把抢过去,这才回答说你这人我信得过。他也不避讳,当着面开始一边蘸着唾沫一边数起来。那姿势,一下子让我想起蘸唾沫翻书的严世藩,心想这小子不会是严世藩转世吧。
图书馆把钱数完,满意地放进腰包。他环顾四周,发现那杯橘子水还剩一半,就拿起来自己一饮而尽,末了还吧唧吧唧嘴,图书馆刚收了钱,心情大好,话也多了起来:“哎,年轻人,我看你也不傻,怎么干这种花两千块钱看一眼照片的蠢事呢?”
“一样东西,在每个人眼中的价值都是不同的。”我淡淡回答。
“哪用那么复杂?我跟你说,年轻人,别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洗了脑。不能换钱的是废物,能换钱的就是好东西,能换大钱的就是大大... -->>
郑教授开门见山对我说道:“我给你问了,名单没解密,想看可以,拿国务院的介绍信。”
“那就等于不能看嘛……我看您特意上门,还以为有啥好消息呢。”我从袋子里掏出一把花生,搓掉皮,咯吱咯吱嚼起来。
郑教授眉头一皱:“你的意思是说,我办不成事,就不能来这儿对不对啊?”我赶紧说那怎么会,欢迎您天天来,有大学教授给我看门面,多合算。郑教授哼了一声,自己搬了个板凳坐下。我拿了个白瓷碟盛花生,又拿来两个杯子,把啤酒盖儿起开。
郑教授先浅浅啜了一口,拿起俩花生:“你这一出去好几天,我都没地儿找人说话去。”
“其他人呢?”我问。
“唉,非常时期,都在外头忙着呢。学会转型,兹事体大,现在所有人都围着这个转。就我一个闲人。”郑教授口气微带自嘲,又喝了一口,脸上开始微微泛红。他嗜酒,但酒量很差,只能喝点啤的过过瘾。我见他情绪不太高,就试探着问:“他们没让您掺和一下?”
郑教授一听,把玻璃杯“砰”地搁到桌子上,看了我一眼:“小许,你可别以为我是觉得被人忽视而心怀怨念,我是有点事想不通。刘老的方案我看了,我总觉得吧,学会这么一转型,味道可就变了。五脉是干吗的?去伪存真!几百年了,就靠这简简单单四个字安身立命。可现在转型以后,居然要搞拍卖行了。”
“拍卖行?”我听了一惊,学会转型,居然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啊。
郑教授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堆。我这才知道刘一鸣的中华鉴古研究学会转型,目标是要建起国内第一家民间古玩拍卖行。拍卖行在国内还是个新兴事物,国家政策最近刚有松动,以刘一鸣的眼光和雄心,肯定是想抓住这次机会抢先占据市场,成为中国的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这种东西,对古玩市场意味着什么?拍卖行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是威力强劲的发动机,能把高端古玩市场炒大做大,彻底改变中国古玩格局。不用别的,只消拍出去一两件天价文物,市场气氛马上就能被引导起来,到时候你想让什么藏品红,它在市面上就大热;你说哪件藏品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能把控住市场风向和价格,这其中的利益,大了去了。
以五脉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业界信誉,搞起拍卖行来,确实实至名归。有明眼梅花坐镇,还怕这拍卖行卖的不是真东西吗?不过拍卖行牵涉太多,操作起来非常复杂,人脉、政策、资金、人才一样都不能少,更不能没有整个古玩行当的支持。这么大的工作量,难怪五脉都忙了个四脚朝天。
“这么一折腾,是比从前赚钱多了,可整个五脉牵扯到的利益太广太复杂,就不纯粹了。现在社会上总说一切向钱看,但咱们学会可不能一时眼热,为了眼前利益把招牌给毁了不是?五脉这么干,成了下场踢球的裁判,早晚得出事呀。现在社会上老说,造*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一直愤愤不平。想不到咱们五脉也要向钱看了……”郑教授晃晃酒瓶子,“哎,不说了,不说了,说说你吧,你怎么想起来要关心《清明上河图》,这不是你的专业啊?”
“我不是跟您说了嘛,想提高一下文化修养。”
郑教授看了我一眼,把酒瓶子重重一搁,大为不满:“我虽然迂腐,但不傻。你真想研究这个,书店里的书多了去,何必追着要问鉴定者名单?”
“哎……这个……”我一下子没词儿了,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他道,“我不想跟您说谎,这事儿现在还不能说。”
“跟许一城有关系?”郑教授眼神一凛。
我点点头,这不算撒谎,但我不能继续说下去了。素姐特意嘱托过我,暂时不可惊动五脉。老朝奉在里面不知道安插了多少眼线,所以我一个人都不能彻底信任。
以郑教授的智慧,应该能看穿我的难言之隐。他无言地看着我,先是嘴角嚅动几下,末了却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我肩膀,哑着嗓子说我不问了,等到时机成熟了你再告诉我吧。我知道他是想起药不然了,他最喜欢的学生,最后却成了叛徒,这对他的打击是相当大的,让他没法对我开口说你可以信任我。我歉疚地看了他一眼,举起杯子。
我们俩在沉默中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杯,又嚼了几粒花生。大概是觉得气氛有些尴尬,郑教授开口道:“其实那份名单,也未必弄不到。”我抬头看着他,心里一阵感动。即便我不肯吐露真相,郑教授还是打算帮助我。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种赎罪,还是一种信赖。
“郑教授,您不必勉强……”
郑教授一抬手阻住我的话,表示不必在意,然后说道:“想知道名单里都有谁,这个很难。但反过来想,你若心里有一个人选,想知道他在不在名单里,这个就相对容易点。”
我眼睛一亮,郑教授的话没错。如果我有特定目标,想知道他是否参与《清明上河图》的鉴定,可以有多种办法去求证,不一定通过名单。最简单的,是去问他本人,或者去查他当时的行程,或者询问他身边的人,总之手段多多。
“那你有人选吗?”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嗯……没有特定的,不过应该是五脉中人。”郑教授放下酒杯,思考片刻:“书画鉴定肯定是刘家的事,而他们家有资格进专家组鉴定《清明上河图》的,就那么有限的几个人。这个你别管了,我去帮你打听——不过你想看《清明上河图》实物,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这个我自己想辙,哪能老是麻烦您呢。”我赶紧说。不过心里却十分失望。这次返回首都,我要查出老朝奉的身份,也要验证素姐的猜想。两者缺一不可。钟爱华的报道,还在郑州压着,可等不了我太久。
“非得看实物不可吗?书店里也应该有高清画册卖吧?或者琉璃厂弄一卷原大尺寸复制品,问题也不大。”
我摇摇头,这就和鉴宝一样,不可能对着张照片就妄下结论,得亲眼看见东西,才能定真伪。再说,那些所谓的高清图册和复制品,清晰度都不行,看不到细节——而重要信息往往就隐藏在细节里。
“不是实物,哪能看得那么清楚啊。”我喃喃道。这是我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不容出错。
郑教授见我一脸失望,把杯中啤酒一饮而尽,打了个酒嗝,嘿嘿一笑:“你有没有试着找过‘图书馆’?”
“哪个图书馆?北图还是国图?”
“都不是,‘图书馆’他是个人。”
郑教授的表情变得有点神秘莫测。
在我眼前,是一条僻静混乱的小路,两侧都是些洗发店、杂货铺和几家小饭馆,旁边还有一个砖砌的临时厕所,用白灰歪歪扭扭写着“男”和“女”,阵阵味道从砖空里散发出来,和洗发屋里声嘶力竭的录音机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一场怪味交响乐。路面坑坑洼洼的,坑底堆积着颜色不一的垃圾,车一过就会掀起一阵灰尘。远处一列绿皮的火车鸣笛,然后从这些低矮的建筑群中呼啸而过。
这里是首都南城的一个小村,离丰台不远。京城素有东贵西富北贫南贱的说法,有说是清朝以来的传统,有说是四九城的风水。如今北边已经有所改善,唯独南城,发展始终不阴不阳,往南边稍微走上几里,京城的富贵气就陡然收敛,怎么都脱不了破落二字。
我要去的地方,是在这小胡同的尽头。那里有一个小院,院门是铁皮包裹,锈迹斑斑,此间主人显然没怎么尽心打理过。我推门进去,先吓了一跳。在这方院子里,除了停着一辆人力三轮车以外,只有书,铺天盖地的书,几乎没落脚的地方。我粗粗扫了一眼,古今中外什么书都有,花花绿绿眼花缭乱。
“图书馆在吗?”我扯着脖子喊了一句。
“在。”
在书山之中站起一人来。这人穿着身褐色的夹克衫,叼着烟卷,腰上还绑着一个旅游腰包。我仔细端详,这家伙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人长得跟中学几何题似的,特别规整,脸是标准圆形,两个三角眼,一个梯形鼻,嘴唇薄似一段线段。
“你就是图书馆?”
“有话快说,我正忙着呢。”图书馆不耐烦地回答,顺手从旁边扯来一段纤维绳,弓下腰,手里一翻,一摞书在一瞬间就被捆好了。
郑教授昨天说过,这人脾气不太好,但却是个奇人。从他的外号就能看出来——图书馆,里头全是书。这家伙是倒卖二手旧书的,只要是旧书,管你是善本孤本还是大路货,无所不收,门类极杂,没他弄不到的书。北京搞学术的,都知道图书馆,有时候大学书库里查不到的冷僻资料,到他这来问,往往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只要你问对问题。”郑教授临走前这么叮嘱我。
于是我也不跟他客气,开门见山:“你这儿有《清明上河图》吗?”
图书馆停下手里的活,站在书山顶居高临下鄙夷地望了我一眼:“话都不会问。我这儿《清明上河图》有几百种,书上的、杂志上的、谱上的、海报上的,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清明上河图》的真本。”
图书馆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一挥手:“你走吧,我这儿没那玩意儿,你得去故宫偷。”
我换了一个问题:“你这里有没有和真本完全一样的复制品?”
“没有。”他连想都不想就回答道。
我一阵失望,忽然想起郑教授的叮嘱,又问了第三遍:“我能不能在你这里看到真本?”
这次图书馆一点也没犹豫:“能。”
我糊涂了,这三个问题,根本就是彼此矛盾。他这里没有真本,又怎么给我看到真本?我正迷糊,图书馆从书山上跳下来,拍拍夹克衫上的灰,朝我伸手。我也伸手过去,跟他握了握。图书馆先是愕然,然后愤怒地甩开:“谁他妈说跟你握手了?钱!老子说的是钱!”
我知道这事肯定不会毫无代价,但没想到他这么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
“多少?”
“两万,让你看见真本。”图书馆吐出个数字。
我差点没抓起本书去砸他,拦路抢劫啊这是!两万块,这还只是看真本的价,漫天要价也不是这么个要法。图书馆见我犹豫,抓了抓鼻子:“有钱就拿,没钱就滚,别耽误老子做生意。”
“你这也太贵了吧?能不能便宜点?”
“你想要看的东西,就我这儿有,你还非看不可。我不赚你的钱赚谁的钱?对不起,一分不降。”图书馆一点也不忌讳,大大方方地说道。他看我脸色铁青,从腰袋掏出一迭票子,伸了伸舌头,蘸着口水数了起来。点了一回,他拿个橡皮筋套好,在我面前扇了扇:“你们这些读书人,平日里假装挺清高,好像书一沾钱就俗了,说白了还不是舍不得出钱?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才是最美好的东西,藏书的都是傻逼。”
在我的印象里,和书接触的人,要么是姬云浮那样的带着儒雅,要么就像郑教授那样带点痴气,哪怕本性贪图富贵,也多少会遮掩一下。我来之前,还在想图书馆对藏书如此精通,说不定是一个嗜书如命的疯子,却实在想不到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图书馆斜着眼,咧开嘴道:“我知道你嘴上怕得罪我不说什么,心里把我鄙视得要死。甭担心,只要你出钱,就算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这生意我也跟你做。”
“就算做生意,也讲究个等价交换。你这两万,开得太离谱了。”
图书馆耸耸肩:“我认钱,可不代表我不识货。《清明上河图》是什么东西,搁到国外,卖个几百万都没问题。”
“但我只是看一眼而已。”
“所以才收你两万。”
“你先告诉我怎么看。”我不肯相让。图书馆鼻子里喷出一声,不再理睬我,转身要往屋子走。我大喝一声:“你若是不告诉我,我就举报你去!”
图书馆停下脚步,转回头来:“举报啥?我的书都是正路收来的。”
“这本也是吗?”我从旁边的书堆里拿起一本《*》。这本书和阎山川床底下发现的那本差不多,混在一大堆杂志里,估计是图书馆收上来以后,还没时间挑拣。
“这是别人打包卖给我的。”图书馆眼睛盯着封面,然后又挪开了。
“你说我去派出所举报你私藏淫秽书刊,警察会信谁?我可告诉你,最近可正严打呢。”
图书馆没想到我来这么一手,两个三角眼都快瞪成四边形了。我俩这么对峙了一分钟,他终于恨恨一跺脚:“你够狠,跟我来吧!”果然要对付这种唯利是图者,就得打其软肋。我跟着他进了屋子,屋子里同样摆满了书,四面墙有三面都是接天连地的大书架,上面乱七八糟摆放着大量书籍。
图书馆也不给我让座,自顾自走到书架前,摇头晃脑,指头在虚空中一排排书架点过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我问他干吗呢。他说检索。
我随他的目光去看,这书架上的东西可够杂的,从画报杂志到《毛主席语录》,从脏兮兮的《推背图》到民国小学课本,从商务印书馆译名著再到《芥子图画传谱》,琳琅满目。在中间有四个大书架,上面的东西以黑、黄、褐等颜色为主,没有封面,灰扑扑的。
“你这儿还真是什么书都有啊……”我大为感慨。
“书有什么稀奇,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牛逼,是因为我除了书以外,还收各种档案。”图书馆说。
“档案?”
“人们对书挺尊重,对档案却不怎么重视。一出动乱,就丢得到处都是。盛宣怀牛不牛?留了一批盛档,多贵重哇,结果现在星流云散,十不存一。我专收这类东西,你想找什么银号的账本、赫德的海关档案、张学良的电报密码本,咱这都能给你挖出来。原先这些档案没人问津,现在倒值钱了,那些研究历史的老先生们,都得过来求我。嘿嘿,钱可不少收。”
他一边絮叨着,一边来回检索,最后把目光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他搬来几摞书,高低摆成一个台阶,然后踏上去,伸手在书架上掏啊掏啊。忽然一阵灰尘响动,上面一叠东西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有八几年的挂历,有黑乎乎的碑拓,甚至还有两张发黄的《人民日报》。图书馆跳下台阶,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
这牛皮袋子是典型的机关档案袋,颜色有些发暗,估计很久没打开了。图书馆拿给我看,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几个正楷大字,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清》鉴图档馆存第一号乙备。”上面还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红戳,不过略有褪色。
我的心脏咚咚跳了起来,看来这是《清明上河图》鉴定组的工作档案。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呐,你看到了?”图书馆没好气地抖了抖档案袋。
“这里装的是什么?”
“你不认字啊?这是《清明上河图》在文物局留的资料备档,里面都是实物照片。”
“又是照片啊……”我叹息一声,看来这趟又是无用功。《清明上河图》的照片在市面上铺天盖地,能用的话,还用得着跑来这里查?
图书馆把档案袋一收,不屑道:“你懂什么?我收的档案,能和别人一样么?我告诉你,这是鉴定时用的原始资料。古画不能长时间曝光,所以当时在鉴定前,用专门设备从多个角度拍了几十张高清照片,细节纤毫毕现。大部分鉴定工作,其实是对着照片进行的。鉴定结束以后,这些照片也就存档入馆,放在文物局做备份。前几年文物局清理档案,不知哪个白痴把它扔了出来,被我捡了个大便宜。市面上那些复制品的精度,能跟这母本比?”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说他没有真本,但却可以让我看到真本了。既然这些原始照片可以满足鉴定组的专家们的要求,那么对我来说,一定也足够了。我想到这里,兴奋地要去拆档案袋,图书馆却轻轻一撤,把它收了回去。
“我只答应告诉你怎么看,可没答应让你看。你现在看到东西了,可以放心了吧?两万块,我把它卖给你。”
“可两万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你可以不看嘛。”图书馆笑眯眯地把档案袋搁到身后,然后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凶光,“你别打举报的主意,你敢去派出所,我立刻就把它扔炉子里烧了烤肉串用。”
我陷入两难境地。不是我舍不得出这两万块,而是这价格实在太离谱了。这些照片,只是要拿去验证一个未确定的猜想而已。我望着图书馆贪婪的眼神,突然想到,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找照片的目的。他之所以敢叫两万的高价,是观察到了我进院以后的急切神情,觉得一定能吃定我。
这在古董行当,叫作见人敬茶。有经验的老店主,就算对这客人背景一无所知,只要观察他看一件古玩的表情,就大致能判断出他是真心想要还是聊胜于无。据此报价,无有不中。
想到这里,我伸出两个指头:“两万我是真出不起。两千块,我在这里看完,您再拿回去,如何?”
这下轮到图书馆犹豫不决了。两千块不算少,能买下几车书了,而我要求的,仅仅只是看一眼照片,等于说这两千块他是白拿。可他又有点不甘心,从两万变到两千,落差有点大。不过当图书馆看到我摆出一副“谈不成老子就走了”的表情后,终于还是妥协了。与其开一个把买主吓走的天价,还不如赚这两千块来得实在。
图书馆犹豫再三,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一场博弈,双方都用了心思,总算是皆大欢喜。他是白赚,而对我来说,花两千块换来老朝奉的软肋,也是极划算的。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出去银行提了现。等我取钱回来,图书馆已经收拾出了一个小书桌,把档案袋搁在上头,还配了一把剪刀、一枚放大镜和一盏橘黄色的小台灯,居然还有一杯冲好的橘子水。这家伙市侩归市侩,服务精神真是没得说。
我把钱交给他,图书馆唾沫星子横飞地数完,下巴一摆道:“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我不打扰你,爱看多久看多久。那杯橘子水是白送的,饿了想吃东西就得另外掏钱了。”说完推门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无数本破败的旧书环伺四周,颇有一种“乌衣巷内老雕虫”的感觉。我扭亮台灯,用剪子仔细剪开档案袋的封口,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十二英寸的规格,少数几张七英寸的,相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性质差不多。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大致传承,和看一个人的履历差不多。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准确地说,张择端的名字在画卷上出现过。但那是在一个叫张著的金朝人的题跋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金明池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据素姐的老师说,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认定张择端是作者,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严格来说,这种手法属于循环论证。张著说作者是张择端,所以这卷画是真的;因为这卷画是真的,所以张著说的作者是对的。
作者本人在呕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却要等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说出来历,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台北故宫藏有一卷《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院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其上有“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的题款。仿本尚且有此,真本岂会遗漏?
我把照片和放大镜都放回到桌子上,身子朝后一靠,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素姐说的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迫曝露在阳光下。
这就好像警方不一定有犯罪分子的确凿证据,只要寻个足够将其羁押的理由,再慢慢审出真相来便是。
我按捺住心头狂喜,万里长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
我重新睁开眼睛,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这是木户小姐从日本给我寄来的——对着我挑出的几张照片喀嚓喀嚓拍了几张,然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对着上面的红戳也拍了几张。
我做完这一切工作后,把照片重新装回信封里,把图书馆叫进来。图书馆进屋说你看完啦,我说看完了。图书馆拿起信封,重新粘好扔回到书架上,冲我一伸手。我一边把两千块钱递给他一边说:“你信封里看都不看,就不担心我偷拿走两三张照片?”图书馆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新票子,我微微一笑,伸手前递,他一把抢过去,这才回答说你这人我信得过。他也不避讳,当着面开始一边蘸着唾沫一边数起来。那姿势,一下子让我想起蘸唾沫翻书的严世藩,心想这小子不会是严世藩转世吧。
图书馆把钱数完,满意地放进腰包。他环顾四周,发现那杯橘子水还剩一半,就拿起来自己一饮而尽,末了还吧唧吧唧嘴,图书馆刚收了钱,心情大好,话也多了起来:“哎,年轻人,我看你也不傻,怎么干这种花两千块钱看一眼照片的蠢事呢?”
“一样东西,在每个人眼中的价值都是不同的。”我淡淡回答。
“哪用那么复杂?我跟你说,年轻人,别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洗了脑。不能换钱的是废物,能换钱的就是好东西,能换大钱的就是大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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