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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唐子然之才果然远出你我所料啊!”
待晚宴结束之后,几乎是刚与书房坐定,仆人方才端上一碗参汤,李鸿章便禁不住道出了一声赞言。
而之所以会发出如此感叹,却是因为先前唐浩然于席间的一句话。
别说是李鸿章,便是自许才负五车于式枚,熟知洋务的马建忠以及张佩纶、张士珩等人无不是被唐浩然言语“惊到”了,便是府间利益交错,这会听着中堂的感叹,虽说心下颇不是味道,但却也只能点头想赞。
如此这般,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那唐子然确实颇有大才,其经世之才更远非他们所能及。
一声感叹之后,李鸿章端起参茶,慢腾腾的喝着,他的眼睛半眯着,似仍在回忆先前于宴上唐浩然的那番话。
“朝鲜钱制漏弊丛生,欲于朝鲜行以新政,非行新钱法不可!以西洋机器制当十铜元,推行银洋……”
初时唐浩然于席间所言,于朝鲜推行新政时谈及的“以钱法为先”时,虽明知朝鲜钱制漏弊,可李鸿章还不以为意,但随着话题慢慢展于国朝,李鸿章却有些做不住了,尤其是在其提及国朝的钱荒时,李鸿章更是一字不落的完全听于心底。
“国朝自发匪乱起,各省先后停铸制钱,先有同治钱荒引小民之危,现今铜价翔贵,民间私毁制银,几难禁止,各省钱荒愈演愈烈,钱日少而价日昂,百货腾涌,商民交困,几不聊生……”
唐浩然全无一丝夸张之词,自同治年间开始的钱荒数十年间不解,原因之是滇铜不旺而洋铜日贵,另一个原因则是钱商私毁制钱以铸小钱牟利,或与洋人勾结,私运制钱出洋,高价卖于洋人,由洋人毁钱取铜,以获利差。从光绪初年起,这钱荒便愈演愈烈,可众臣谁都没有办法。铸钱千文亏三百文,如此以往便是朝廷也亏不起,更何况,朝廷和地方都没那个银子去亏,这铸钱一停,市间钱荒自然愈演愈烈。可在席间,似有些醉意的唐浩然却点了条路——铜元。
“市面制钱重一钱,铜元重二钱七,“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
简单的一句话,看似没什么新意,无非就是“铸以大钱”,不过唐浩然的法子,倒与其它人不同,他提的法子是“仿洋式铜元”而非简单的“铸以大钱”。念叨着唐浩然在席间谈着的法子,李鸿章眉头时皱时紧,至于其于席间提到“铜元”、“银元”以及金本位、银行之类的话语,他倒是并没有完全上心,他上心的却是“仿洋式铜元”的“八文之利”,这才是他真正看重的。
和其它地方大员一样,李鸿章甚至他的幕府之中诸人对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而倡办洋务时所需要的投资借款,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在等靠要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从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金融主张。
办了近三十年洋务,一直苦于银钱不足的李鸿章亦不知从何开源,此番听了唐浩然那番的“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又岂能不动心,甚至于早在席间的时候,便已经盘算起了,推行于直隶所获的钱利。
“中堂大人,子然此法甚佳,若行以直隶,日铸三十万,日获利可达两千四百元之多,若日铸百万,年获利岂止百万两!”
说着制铜元的利润,张士珩更是一阵心动,瞧着娘舅又急忙说道。
“所以,这机器局里的铸船机器断不能售于唐子然!若是售予其,不定这利全让他给谋走了!”
张士珩所指是两年前,朝廷为维持制钱之制,决定用机器铸造制钱,因而令李鸿章全套购进英国伯明翰工厂制造机器,于天津机器局先行铸造,可在铸造期间,却发现用机器铸造亏损严重,成本远高过土法制钱,由此这机器局内的设备一直闲置。
甚至于席间唐浩然之所以会提及铜元一事,便是因其开口索要那设价值十二万三千两的设备,虽说在席间李鸿章对铜元之利大为心动,可却依然以四万两低价许给了唐浩然。
“士珩,你不懂!”
摇摇头,李鸿章放中手中的茶不,真到今日有了唐浩然于席间的一番话,他才算是明白“富国强兵”的道理,不能仅难只盯住军事与实业,必须要睁大眼睛盯住财钱,办了这么多年洋务,始终苦于银钱不足,不正是因为没盯住财钱吗?
与朝廷办洋务不同,唐浩然一上来所盯着的便是钱,按他的说法是朝鲜新政先推行新“钱法”,以铜元代制钱,并推行银元,建立银行以为融资、发行纸币官帖,再以制铜元之利,创办实业、操练新军。
按他的说法是“欲掌控朝鲜,须先掌控其经济”,而这铜元也好、银元也罢,最终都是为“朝鲜银行”掌握其经济铺垫,有了数百万钱利,自然可谋以新政,并操练新军。
“国朝办事,敢为人先者,并不见得能够成事,国朝行以制钱数千年,焉是一时能废?直隶近畿要地,若无成例于先,此事又岂能擅行?”
有些事情,李鸿章想办却不能办,便如那禁烟之策,有了湖北的先例,现在两江、闽浙以及两广那边都欲行“禁烟”,于此事朝中尚存争执,更何况是涉及银钱之制的国体要事。
“大人所言极是,铜元之事涉及国朝钱制,不能不慎,且先让其于朝鲜办行,若朝鲜事成,大人自可以北洋之名义上奉朝廷,着此事于直隶推行!”
倒是张佩纶更了解李鸿章的心思,在宫中其之所以将唐浩然荐往朝鲜,除去挖翁常熟的墙角外,未尝没有招揽的心思,毕竟朝鲜总归还是由北洋署理。若是他日朝鲜之事皆由北洋代奏,唐浩然于朝鲜事成,北洋可居其功,事败则可尽推之,毕竟他唐浩然在朝鲜享以“全权”。
“幼樵此言甚是!”
略点下头,在“试办新政”上略胜翁常熟一局,得新政之名利,却不得其弊的李鸿章心情大好下,瞧着众人说道。
“这几日,把唐子然的事情办好了,别让旁人说咱们欺负后辈,那几所学堂人随他差,他欲练兵可于直隶检丁募勇,以衙门发个函于各地责他们务需配合,至于饷嘛,咱们帮不上忙,这械倒是能帮上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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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唐子然之才果然远出你我所料啊!”
待晚宴结束之后,几乎是刚与书房坐定,仆人方才端上一碗参汤,李鸿章便禁不住道出了一声赞言。
而之所以会发出如此感叹,却是因为先前唐浩然于席间的一句话。
别说是李鸿章,便是自许才负五车于式枚,熟知洋务的马建忠以及张佩纶、张士珩等人无不是被唐浩然言语“惊到”了,便是府间利益交错,这会听着中堂的感叹,虽说心下颇不是味道,但却也只能点头想赞。
如此这般,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那唐子然确实颇有大才,其经世之才更远非他们所能及。
一声感叹之后,李鸿章端起参茶,慢腾腾的喝着,他的眼睛半眯着,似仍在回忆先前于宴上唐浩然的那番话。
“朝鲜钱制漏弊丛生,欲于朝鲜行以新政,非行新钱法不可!以西洋机器制当十铜元,推行银洋……”
初时唐浩然于席间所言,于朝鲜推行新政时谈及的“以钱法为先”时,虽明知朝鲜钱制漏弊,可李鸿章还不以为意,但随着话题慢慢展于国朝,李鸿章却有些做不住了,尤其是在其提及国朝的钱荒时,李鸿章更是一字不落的完全听于心底。
“国朝自发匪乱起,各省先后停铸制钱,先有同治钱荒引小民之危,现今铜价翔贵,民间私毁制银,几难禁止,各省钱荒愈演愈烈,钱日少而价日昂,百货腾涌,商民交困,几不聊生……”
唐浩然全无一丝夸张之词,自同治年间开始的钱荒数十年间不解,原因之是滇铜不旺而洋铜日贵,另一个原因则是钱商私毁制钱以铸小钱牟利,或与洋人勾结,私运制钱出洋,高价卖于洋人,由洋人毁钱取铜,以获利差。从光绪初年起,这钱荒便愈演愈烈,可众臣谁都没有办法。铸钱千文亏三百文,如此以往便是朝廷也亏不起,更何况,朝廷和地方都没那个银子去亏,这铸钱一停,市间钱荒自然愈演愈烈。可在席间,似有些醉意的唐浩然却点了条路——铜元。
“市面制钱重一钱,铜元重二钱七,“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
简单的一句话,看似没什么新意,无非就是“铸以大钱”,不过唐浩然的法子,倒与其它人不同,他提的法子是“仿洋式铜元”而非简单的“铸以大钱”。念叨着唐浩然在席间谈着的法子,李鸿章眉头时皱时紧,至于其于席间提到“铜元”、“银元”以及金本位、银行之类的话语,他倒是并没有完全上心,他上心的却是“仿洋式铜元”的“八文之利”,这才是他真正看重的。
和其它地方大员一样,李鸿章甚至他的幕府之中诸人对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而倡办洋务时所需要的投资借款,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在等靠要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从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金融主张。
办了近三十年洋务,一直苦于银钱不足的李鸿章亦不知从何开源,此番听了唐浩然那番的“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又岂能不动心,甚至于早在席间的时候,便已经盘算起了,推行于直隶所获的钱利。
“中堂大人,子然此法甚佳,若行以直隶,日铸三十万,日获利可达两千四百元之多,若日铸百万,年获利岂止百万两!”
说着制铜元的利润,张士珩更是一阵心动,瞧着娘舅又急忙说道。
“所以,这机器局里的铸船机器断不能售于唐子然!若是售予其,不定这利全让他给谋走了!”
张士珩所指是两年前,朝廷为维持制钱之制,决定用机器铸造制钱,因而令李鸿章全套购进英国伯明翰工厂制造机器,于天津机器局先行铸造,可在铸造期间,却发现用机器铸造亏损严重,成本远高过土法制钱,由此这机器局内的设备一直闲置。
甚至于席间唐浩然之所以会提及铜元一事,便是因其开口索要那设价值十二万三千两的设备,虽说在席间李鸿章对铜元之利大为心动,可却依然以四万两低价许给了唐浩然。
“士珩,你不懂!”
摇摇头,李鸿章放中手中的茶不,真到今日有了唐浩然于席间的一番话,他才算是明白“富国强兵”的道理,不能仅难只盯住军事与实业,必须要睁大眼睛盯住财钱,办了这么多年洋务,始终苦于银钱不足,不正是因为没盯住财钱吗?
与朝廷办洋务不同,唐浩然一上来所盯着的便是钱,按他的说法是朝鲜新政先推行新“钱法”,以铜元代制钱,并推行银元,建立银行以为融资、发行纸币官帖,再以制铜元之利,创办实业、操练新军。
按他的说法是“欲掌控朝鲜,须先掌控其经济”,而这铜元也好、银元也罢,最终都是为“朝鲜银行”掌握其经济铺垫,有了数百万钱利,自然可谋以新政,并操练新军。
“国朝办事,敢为人先者,并不见得能够成事,国朝行以制钱数千年,焉是一时能废?直隶近畿要地,若无成例于先,此事又岂能擅行?”
有些事情,李鸿章想办却不能办,便如那禁烟之策,有了湖北的先例,现在两江、闽浙以及两广那边都欲行“禁烟”,于此事朝中尚存争执,更何况是涉及银钱之制的国体要事。
“大人所言极是,铜元之事涉及国朝钱制,不能不慎,且先让其于朝鲜办行,若朝鲜事成,大人自可以北洋之名义上奉朝廷,着此事于直隶推行!”
倒是张佩纶更了解李鸿章的心思,在宫中其之所以将唐浩然荐往朝鲜,除去挖翁常熟的墙角外,未尝没有招揽的心思,毕竟朝鲜总归还是由北洋署理。若是他日朝鲜之事皆由北洋代奏,唐浩然于朝鲜事成,北洋可居其功,事败则可尽推之,毕竟他唐浩然在朝鲜享以“全权”。
“幼樵此言甚是!”
略点下头,在“试办新政”上略胜翁常熟一局,得新政之名利,却不得其弊的李鸿章心情大好下,瞧着众人说道。
“这几日,把唐子然的事情办好了,别让旁人说咱们欺负后辈,那几所学堂人随他差,他欲练兵可于直隶检丁募勇,以衙门发个函于各地责他们务需配合,至于饷嘛,咱们帮不上忙,这械倒是能帮上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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