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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
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有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
虽然后来证明，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了。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平定了海乱。
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here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there招降了张献忠，here and there，无本生意，非常高明。
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here不行，或者there不行，他就不行了。
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
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
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他老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
与此同时，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给他当军师。
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儿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知县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儿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待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地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里，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儿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疏，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 -->>
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
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有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
虽然后来证明，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了。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平定了海乱。
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here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there招降了张献忠，here and there，无本生意，非常高明。
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here不行，或者there不行，他就不行了。
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
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
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他老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
与此同时，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给他当军师。
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儿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知县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儿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待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地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里，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儿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疏，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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